组委会的人到警察局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走廊的地板上，亮得晃眼。罗西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那份文件，文件里夹着那张写有车牌号的纸。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很大，每一步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紧迫感。两个工作人员跟在他后面，一个抱着文件夹，一个拎着公文包。三人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警察局长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制服，肩章上的星星在灯光下闪着光，看到罗西进来，他站起来，伸出手。罗西握住他的手，两人没有寒暄，直接坐下了。罗西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说：“我们需要警方的协助。昨天，有代表团在回程途中被不明车辆尾随。不止一个代表团，至少两个，可能更多。”局长翻开文件，看了那张写有车牌号的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纸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接过，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局长问罗西希望警方怎么做。罗西说：“加强安保。赛场内，赛场外，选手的驻地，选手的交通，所有环节都需要警力覆盖。”局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他在算需要多少人——赛场至少需要十个人，驻地至少需要十个人，交通沿线至少需要十个人，轮班替换至少需要二十个人。总共五十个人。他把这个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两遍，确认没有算错，说：“五十个人，我调不出来。”罗西看着他，没有说话。局长又说：“最多三十个。”罗西想了一下，说：“三十五。”局长想了一下，说：“三十二。”罗西说：“三十三。”局长看着他，罗西也看着他，两人对视了几秒，局长先移开了目光说：“三十三，成交。”

局长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很快接起，他用意大利语说了一句，很短，只有几个词，大意是“调三十三个人，现在”。说完就挂了，没有等对方回答，也不需要等。他看着罗西说：“人下午到位。”罗西点了点头，站起来，伸出手，局长也站起来，两只手握在一起，没有用力，只是握了一下。罗西说：“谢谢。”局长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罗西走到门口的时候，局长忽然叫住了他。罗西转过身，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咖啡，没有喝。他看着罗西，说：“那些人，不是普通的罪犯。”罗西没有回答。局长又问：“你知道他们是谁。”罗西还是没有回答。局长没有追问，把咖啡杯放下了。

罗西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阳光还亮着，他眯了一下眼睛，继续往前走。两个工作人员跟在他后面，脚步声嗒嗒嗒，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们走出警察局大门，阳光涌过来，刺得人睁不开眼。路边停着一辆车，司机在车里等着。罗西上了车，工作人员也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车子发动，驶出警察局，拐上公路，往比赛场馆的方向开去。罗西坐在后排，看着窗外。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在算时间——人到齐了怎么分配，赛场放多少人，驻地放多少人，交通沿线放多少人。他脑子里有一张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需要保护的地方。他把红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下午，警察到了。不是三十三个，是三十五个。局长嘴上说调不出三十三个，最后还是多给了两个。他们穿着制服，腰里别着枪，站成一排，听负责人分配任务。负责人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红点，他一个一个地念，念一个，指一个人，那个人就站出来，站到指定的位置去。赛场正门两个，后门两个，侧门两个，选手入口两个，观众入口两个，停车场两个，走廊四个，休息区四个，餐厅四个，驻地酒店大堂两个，电梯口两个，楼层走廊两个，停车场两个。三十三个人不够用，三十五个也不够用。负责人把能压缩的地方都压缩了，能合并的地方都合并了，还是觉得哪里都缺人。

负责人收起地图，对那些人说了最后一句话：“保护好他们。”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板。

部队的人也来了。不是穿制服的，是穿便装的。他们没有警徽，没有肩章，没有枪，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他们走路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的步子很稳，每一步的距离都几乎相等，他们的眼睛在看，看每一个角落，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可能藏着危险的地方。他们是军队的人，是局长从部队借调来的。局长在电话里跟对方说了很久，对方一开始不同意，说部队不负责这种事。局长说这些人不是普通的选手，他们是来参加国际比赛的，如果他们在这里出了事，丢的不是他们国家的脸，是意大利的脸。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给你十个人，不能再多了。”局长说：“十五个。”对方说：“十二个。”局长说：“十三个。”对方说：“十二个，要不要随便你。”局长要了。

小主，

那些人到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们没有去办公室报到，直接去了各自的岗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在这里待多久。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棵树，根扎在地底下，风吹不动。有人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不关你的事。不是凶，是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