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队从前台转过身，对使馆的人点了点头。两人一起走出酒店大门，阳光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他们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在安静的早晨格外清晰。出租车驶出酒店，拐上公路，往比赛场馆的方向开去。领队坐在后排，秩序册放在膝盖上，没有看。他看着窗外，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不是紧张，是在算时间，从这里到场馆需要十五分钟，和组委会的人见面需要多久，回去接选手来不来得及。他在脑子里把时间表过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手指才停了下来。
比赛场馆的后门很安静，几乎没有人。领队和使馆的人下了车，推开门，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地板上。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嗒嗒的，一下一下。走廊尽头是一扇深色的木门，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在等了。组委会的人坐在长桌的一侧，三个人，两男一女，都是意大利人，头发花白的那个是负责人，姓罗西。他站起来，伸出手，领队握住他的手，两人没有寒暄，直接坐下了。
领队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不是递给对方，只是放在那里，像一个压住桌角的纸镇。他用英语开口了，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像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才说出来的：“昨天，我们的选手在回去的路上发现有车辆尾随。不是本地牌照，跟在后面很久，从会场一直跟到酒店。”罗西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旁边的女人在笔记本上记了什么。使馆的人接着说下去，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们需要组委会加强安保措施。赛场内，赛场外，选手的驻地，选手的交通，所有环节都需要重新评估。”
罗西的手指不叩了。他看着领队，又看了使馆的人，说：“有具体的信息吗？车牌号，车型，颜色，时间，地点。”领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不是那份文件，是另一张，折成四折，打开，放在桌上。上面写着一串车牌号，还有车型、颜色、时间、地点，写得很详细，连那辆车在哪个路口减速、在哪个路口加速都记了下来。罗西看着那张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对旁边的人点了点头。那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对走廊里的工作人员吩咐了几句。
罗西把那张纸推还给领队说：“我们会处理的。”领队把纸折好放回口袋，又问：“怎么处理？”罗西说：“增加警力，赛场内外都会增加巡逻，选手的驻地也会安排人值守，交通路线由警方护送。”领队听完点了点头，站起来，伸出手，罗西也站起来，两只手握在一起，没有用力，只是握了一下。领队说：“谢谢。”罗西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使馆的人没有动，还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笔，笔帽没有拔开，在指间转了两下。他看着罗西问了一句：“能否告知其他代表团是否也有类似情况？”罗西看了他一眼，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们会一视同仁。”使馆的人没有再问。
领队和使馆的人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还亮着，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嗒嗒的，一下一下。走到门口，阳光涌进来，刺得人眯起眼睛。门口停着那辆出租车，司机正在抽烟，看到他们出来把烟掐了，发动引擎。两人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出租车驶出场馆，拐上公路，往酒店的方向开去。领队还是坐在后排，秩序册还是放在膝盖上，他还是看着窗外。他的手指又开始叩了，在算时间——回去接选手，到会场，安检，入场，还来得及。
使馆的人坐在前排，手里拿着那份名单，在看。名单上所有选手的名字都在，他用手指一个一个点过去，像是在清点一件很重要的事。点完了，他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说应该没事了。领队说希望吧。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回到酒店的时候，选手们已经在大堂等着了。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只是发呆。李正焕还是坐在角落里，手里还是那杯没喝完的水，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喝，只是端着，像一个道具。他抬头看着领队走进来，想从领队的脸上看出什么，什么都看不出来，领队的表情和平时一样，看不出紧张，看不出放松，看不出任何东西。李正焕低下头，把水杯放在茶几上，站起来，拎起自己的包，跟在人群后面走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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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照在每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大巴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车门的台阶上铺着红地毯，不是为他们铺的，是本来就在那里的。但李正焕踩上去的时候，觉得那地毯今天特别红，红得像血。他把目光从地毯上移开，上了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他把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抱着，看着窗外。窗外阳光很好，街道很安静，没有黑色轿车，没有可疑的人，一切都正常，正常得不像真的。
大巴车发动了，驶出酒店，拐上公路。领队坐在最前面，秩序册摊在膝盖上，他没有看，他在看着后视镜。后视镜里有一辆车，白色的，不是黑色，车牌是本地的，不是国际驾照。他看了几秒，把目光收回来，翻了一页秩序册，继续看了。
汉斯爷爷的人到得比预想中更早。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罗马的街道还在晨雾里半睡半醒，一辆深灰色的轿车已经停在了比赛场馆的后门。车门打开，下来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走路的步子很稳，皮鞋踩在石板路上，嗒嗒的，不轻不重，每一步的距离都几乎相等。门口的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他出示了证件，那人点了点头，侧身让他进去。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地板上，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没有看墙上那些油画，没有看路过的每一个房间，他只是在走路。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他的眼睛在看，看走廊的长度，看窗户的位置，看每一个可以藏人的角落。他在做评估，不是组委会要求的评估，是他自己的评估，是汉斯爷爷要求的评估。
组委会办公室的门开着，罗西坐在里面，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正在看一份文件。旁边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电话偶尔响一声，被很快接起，又很快挂断。高个子男人站在门口，敲了三下门，不轻不重。罗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放下咖啡杯，示意他进来。
高个子男人走进办公室，在罗西对面坐下。他把公文包放在脚边，没有打开，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折成四折，打开，放在桌上。上面写着一串车牌号、车型、颜色、时间、地点，写得很详细，详细到每一秒都记了下来。罗西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问，华方代表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高个子男人说不是类似，是同一辆车。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钉子钉进木板。
罗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他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底磕在杯碟上发出一声轻响。他问高个子男人希望组委会怎么做。高个子男人说希望组委会加强安保，不只是华方代表团，是所有代表团，所有选手，所有人。他的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罗西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几秒，点了点头，说会的。
高个子男人把那张纸推给罗西，说这辆车的信息，你们需要。罗西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递给旁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接过，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高个子男人站起来，把椅子推好，拿起公文包。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说了一句，汉斯先生问您好。罗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请代我向他问好。高个子男人点了点头，走了出去。走廊里又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嗒嗒的，由近到远，渐渐消失了。
罗西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那杯已经凉了的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苦的。他放下杯子，拿起桌上那份名单，名单上所有代表团的名字都在，华方、日本、韩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一个一个，排成长长的一列，他把华方代表团的名字看了一遍又一遍。旁边的女工作人员在旁边问，是否要通知其他代表团。罗西想了一下说，通知所有代表团，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拿起电话。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落在那份名单上，落在那张写有车牌号的纸上，纸上的字迹被光照得很清楚，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字母都清晰可见。这辆车还在外面，还在某个地方，也许已经换了车牌，也许换了颜色，也许换了车型，也许还在。但至少现在，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在哪里出现过，知道它跟过谁，知道它长什么样。
罗西把那张纸翻过来盖住，不想再看了。他知道那辆车只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只要比赛还在继续，那些人就不会走。他们像影子一样跟在选手后面，不靠近，不离开，只是在，看着，等着。但是他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也许是等一个机会，也许是等一个错误，也许是等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工作人员在分发通知。脚步声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来来回回，像一把梭子，织着一张看不见的网。罗西听到那些脚步声，忽然觉得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的累。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阳光落在他的眼皮上，红彤彤的一片。他看到那片红色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看不清是什么，只是觉得它在动，一直在动，永远不会停。
高个子男人走出场馆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晨雾散了，阳光照在石板路上，亮得晃眼。深灰色的轿车还停在门口，司机在车里等着。高个子男人拉开车门坐进去，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他说走吧，司机发动了引擎。车子驶出场馆，拐上公路，汇入车流。高个子男人看着窗外，阳光照在他脸上，把那些细小的皱纹都照了出来。他不年轻了，四十几岁，在汉斯爷爷手下干了二十多年。他见过很多事，经历过很多事，但每一次遇到这种事，他还是会紧张。不是怕，是紧张，是不知道自己这次能不能把事情办好，能不能让汉斯爷爷满意，能不能让那些选手平安地比赛平安地回家。
车子拐进一条更宽的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高个子男人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下头，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翻到某一页，开始看了。他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让那些人在他的眼皮底下伤害任何一个选手。不是为了汉斯爷爷，是为了那些年轻人，那些坐在棋盘前、把一辈子都押在黑白子上的人。他们不应该被恐惧打扰，他们的世界应该只有棋盘，只有棋子，只有输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