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的是精神同频。是两个人能聊艺术、聊理想、聊人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默契。

她能跟武惠良聊什么？聊他县里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聊他在常委会上跟谁拍了桌子？

武惠良能给她什么？一个县委常委家属的身份？一套县政府的家属院？逢年过节有人上门送两斤猪肉？

她不要这些。

她要的是能让她心动的人，是能跟她站在同一个高度看世界的人，是懂她舞蹈里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抬手背后藏着什么心思的人。武惠良能懂吗？他怕是连芭蕾舞和民族舞都分不清楚。

退一万步说，就算武惠良样样都好，好到无可挑剔，她也压根没想过留在陕北。

她的家在京城，她的人脉在京城，她的事业也在京城。文工团撤编的事虽然还没定，但她已经想好了退路——去卫生系统，当个护士或者行政人员，安稳，体面，离家近。

让她嫁到陕北来，在县城的土街上过日子，天天面对着一群说着土话、抽着旱烟、蹲在墙根晒太阳的陕北老乡？

她接受不了。

不是她看不起谁。她是北京长大的姑娘，她的一切都在那里。她的根在京城，不在黄土高原。

所以武惠良再好，也只能是路过的一个风景。看一看，赞叹两句，然后该往哪儿走还往哪儿走。

朱琳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那几颗大白兔奶糖留在兜里，没动。她转过头，看着车外飞速后退的黄土山峁，风把她的短发吹到脸上，痒痒的，她也没去拨。

车厢里，武惠良还在说话，声音低沉平稳：“……延水关那场最辛苦，舞台搭在河滩上，晚上风大，你们穿演出服怕是要冷，我已经让公社准备了几盆炭火，放在后台……”

朱琳听着，没接话。

她在想，等到了黄原，等演出结束，等武惠良哪天鼓起勇气把话挑明的时候，她该怎么拒绝。

这种事情她经验多。

不能太生硬，伤了人家的体面。也不能太委婉，让人家觉得还有希望。最好的办法是客客气气的，把话说清楚，不留余地，不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