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听到另一个声音。

脚步声。从营地入口的方向传来。急促。带着某种急切。

她转过头。

是传令兵。那个面生的年轻士兵，举着一盏马灯，灯光在暮色中摇晃。他看到她，快步走过来。

“艾琳·洛朗中士？”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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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您的信。”他把一个脏污的信封递给她，“从后方转来的，走了很久。团部说让尽快送到您手上。”

艾琳接过信封。

信封已经磨损。边角起毛。沾着不知是泥还是血的污渍。但上面的字迹是熟悉的——

克劳德教授那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

她的手指收紧了。

“谢谢。”她说。

传令兵点点头。转身消失在暮色中。

艾琳只是看着那个信封。看着上面那个名字：艾琳·洛朗中士，第243步兵团，现驻香槟地区（由团部转交）。

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在颠簸的火车上。或者炮火间歇的防炮洞里。

她想起克劳德教授的样子。

永远擦不干净的眼镜。自己煮的浓咖啡。办公室那三只从不洗的咖啡杯。

他会在深夜工作。抽着劣质烟草。在稿纸上写满公式，然后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他曾是她在索邦唯一的庇护者。那个帮她申请缓征的人。那个帮她掩盖“混沌之触”事故的人。那个对她说“别再研究那个”时，眼睛里不是责备，是恐惧的人。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1913年。1914年。

现在已经是1915年4月。

一年多。又像一辈子。

她撕开信封。

信纸折得很整齐。墨迹清晰。日期是1915年3月20日。

亲爱的艾琳：

我不知道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邮路越来越糟，据说运信的列车经常被征用去运炮弹。但我必须写。我必须告诉你，你没有被遗忘。

去年秋天，我终于把你的“以太驻波理论”重新提交给了军方研究部门。你战前在我办公室留下的那些笔记——关于如何通过优化术师站位和施展频率，让术式传得更远、让术师更安全的那部分。

我花了很长时间重新整理它们，补充计算，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方式包装它们，让它们看起来“实用”、“可行”、“符合当前战场需求”。我甚至伪造了一些实验数据——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知道你会说这不像我。但活了这么大年纪，我学会了一件事：有时候，你得先让他们看到“有用的东西”，他们才会愿意看一眼“真正重要的东西”。

结果是：他们感兴趣了。

军方研究部门给我回了信——正式的回信，有编号，有公章。他们说你的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说他们会“进一步研究”，说如果后续有需要，可能会“考虑调你参与相关项目”。

我当然知道这些措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理论被扔进了某个档案柜，和成千上万份其他文件一起积灰。意味着那些坐办公室的人甚至懒得读完摘要。

但艾琳，他们看了。他们看到了你的名字。

这就够了。

我会继续努力。我会写信，会找关系，会用我所有能用的方式，让他们看到你。一个活着的、有头脑的、应该待在实验室里而不是战壕里的人。

我老了。我的肺不太好，去年冬天咳了整整三周多。但我还没死，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继续做这件事。

坚持住。活着。

等战争结束，回来喝咖啡。那三只杯子我还留着，虽然洗得比从前勤快了——别笑，人是会变的。

你的，

克劳德

1915年3月20日

又及：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别让自己死在那些愚蠢的冲锋里。你的脑子比一百个师都有用。活下来，让我有机会证明这一点。

艾琳读完了。

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信纸在她手里微微颤抖。

她不知道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多久。从3月20日到现在，大概三周。在战时，这已经算快的了。

克劳德教授还活着。

还在巴黎。

还在为她写信。

还在“用所有能用的方式”。

她突然很想笑。

那个固执的、古怪的、不修边幅的老头。

他在为她战斗。

用他的方式。

而军方“感兴趣”了。虽然可能只是礼貌性的敷衍。虽然可能永远不会变成实际的调令。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