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怕。”她的声音闷在他胸口，含混而模糊，“陈默，我好怕你出事。”

他不会出事的。他想说。但这句话堵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这不是真话。他随时可能出事。每一条街，每一个路口，每一个转角，都可能藏着子弹、手铐和审讯室。

他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害怕，只是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在安抚一个做了噩梦的孩子。

雨还在外面下着，打在瓦片上，噼噼啪啪的。

林曼春在他怀里哭了很久。没有声音的哭，只有肩膀在不停地抖。陈默站在那里，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五指慢慢地张开又合拢，像是在握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台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淡，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像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省略号。

她哭累了之后，他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

水递到她手里的时候，她忽然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他。

“陈默，你是不是共产党？”

他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敲了一下。

这个动作只有他自己能察觉到。他低头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既没有被戳穿的惊慌，也没有被冤枉的愤怒。只是一种平静的、带着一点点疲倦的无奈。

“你小说看多了。”他说。

他坐到她身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肩膀很窄，骨头硌手。他能感觉到她在等他继续说下去——说“我不是”，或者“我是”，或者任何一句能让她在这份猜测中找到落脚点的话。

他什么都没说。

过量的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这个道理他是在特高课学会的。当一个人不需要解释的时候，他才会选择不解释。而不解释，才是最让人放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