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沈墨略一迟疑，似乎是在快速思考如何应对，“韩二平日值守，尚属勤勉，未闻有何显着异常。至于饮食、交接，皆是循例，下官……下官并未听闻有何不妥。其同乡吴老三言道是吃坏了东西，或是染了风寒……”

“吃坏了东西？染了风寒？”我打断他，嘴角似乎弯起一丝极淡的、没有任何温度的弧度，“沈书办，你也是衙门里的老人了。一个正值壮年、平日无灾无病的皂隶，何至于一夕之间，便病到‘上吐下泻’、‘人都脱了形’的地步？若真是急症，为何不立时上报，延请衙门医士，反而要拖到次日天明，再由同乡代为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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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速依旧不快，但每个字都像冰珠落地，清晰而冷硬。“衙门自有规制，吏员患病，尤是急症，当值上官与管事之人，皆有察问、处置之责。韩二之事，其同乡吴老三固然情急，然则，后角门管事的胡头儿何在？当日与韩二一同当值或交接者何人？可曾细问？可曾查验？可曾上报？”

一连串的问题，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在原本平静的空气里。我没有提高音量，甚至没有显露出多少怒气，但那种基于衙门规制、层层递进的诘问，却比任何咆哮都更具压迫感。我不是在无理取闹，我是在用沈墨、用这衙门里所有人最熟悉、也最无法辩驳的“规矩”和“程序”，来发难。

沈墨的额头，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乎渗出一点极其细微的汗渍。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又顿住了。因为我问的这些问题，恰恰戳中了一个“惯例”的模糊地带。一个最底层的皂隶生病，除非涉及重大案情或值守失职，否则谁会真的去细究他是吃坏了东西还是受了风寒？谁会真的去查问每一个细节？管事的小头目（胡头儿）报上来，按例调人顶班，也就是了。这是潜规则，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惯例”。

但“惯例”，从来上不了台面。尤其当一位上官，以如此冷静、如此“合乎规矩”的方式，将这些问题摆到台面上时，这“惯例”就变成了“疏失”，甚至是“失察”。

“杜经历明鉴，”沈墨终于开口，声音依旧平稳，但语速比平时略微快了一丝，“此事……确是下官与胡头儿疏忽。只道是寻常急病，便按惯例处置了。未及细查详报，是下官等失职。”

他认错了，姿态放得很低，将责任揽到了自己和胡头儿身上。这是最明智的应对。但我要的，不是他认错。

“疏忽？”我轻轻重复了这两个字，手指再次敲了敲桌面，“沈书办，你我皆在衙门当差，当知‘规矩’二字，重于千钧。尤是值守门户，更非儿戏。韩二之事，今日可以是‘疏忽’，明日若换了他人，换了更紧要的时辰、地点，这‘疏忽’，又当如何？”

我没有继续在“疏忽”上纠缠，话锋却陡然一转，目光变得更加锐利：“方才吴老三提到，韩二家中艰难，其妻已来衙门哭求。可见其病势确实汹汹，家中已无措。衙门虽有规制，然亦非全无体恤之心。沈书办——”

我提高了些许音量，确保门外若有人经过，也能隐约听见：“你即刻去办两件事。第一，持我名帖，请衙门医士，速去韩二住处诊视，所需药资，从韩二日后俸禄中扣除，若有不敷，暂且记下，由本官担保。第二，传后角门管事胡头儿，及昨日与韩二同值、交接一应人等，一个时辰后，来此签押房问话。本官要亲自过问，韩二病发前后详情，以及后角门近日值守，有无任何异状！”

我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持我名帖请医士，是以“上官”身份介入，既显示了“体恤”，又将韩二的治疗纳入了“官方”程序，意味着这件事，不再是皂隶私下的“急病”，而成了需要“上官过问”的公事。而传唤胡头儿及相关人等问话，更是直接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后角门这个具体的节点，和胡头儿这个具体的人。

沈墨的脸色，终于微微变了。不是惊恐，而是一种深沉的、混合了惊愕、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凛然。他看着我，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坐在这张书案后面的人。那个平日里总是带着伤病疲惫、对旧档琐事显得“饶有兴致”又“不甚了了”的“杜经历”，此刻端坐在那里，背脊挺直，目光如刀，虽然依旧带着病容，但周身却散发出一种久居上位、执掌刑名者才有的、冰冷而压抑的气场。

这才是“露獠牙”。不是张牙舞爪的咆哮，而是精准、冷酷、完全依据规则和程序的撕咬。我用“体恤”的名义，行“调查”之实。我用“过问详情”的借口，将触角伸向了后角门，伸向了那个报信的胡头儿。我甚至没有指责任何人，我只是在“履行职责”，“厘清疑点”。

“下官……遵命。”沈墨深深吸了一口气，垂下眼帘，不再有任何迟疑或辩解，躬身领命。他转身，快步走向门口，脚步比来时沉重了许多。

“且慢。”我又叫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