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溪，老家在云贵交界处一个叫牛角寨的山村里。那是九十年代末，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我们寨子那时候还保持着完整的土葬习俗，人过世后要在堂屋停灵三天，亲戚朋友轮流守夜，直到第四天清晨才抬上山安葬。

那年秋天，寨子东头的李老奶过世了。李老奶是我们寨子里最年长的老人，据说已经九十三岁。按寨子里的规矩，这样的高寿老人过世算是“喜丧”，全寨子的人都要去吃“白事饭”，送老人最后一程。

那天下午放学，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往家走。刚走到寨口，就看见大伯母站在我家院坝里跟我妈说话。

“小溪回来啦！”大伯母看见我，招了招手，“走，跟大伯母去李老奶家吃饭。”

我愣了一下，转头看我妈。我妈正在晾衣服，头也不回地说：“去吧，我跟你爸晚点过去，你先跟大伯母去。”

我其实不太想去。李老奶家我去过几次，她总是一个人坐在竹椅上，眼睛浑浊地望着门外，说话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但寨子里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听大人的话，我只能点点头，放下书包跟着大伯母走了。

李老奶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院子里搭起了临时灶台，几个婶婶正在忙碌地准备饭菜。堂屋的门大开着，里面传出阵阵诵经声和哭声。我们寨子有个说法，小孩子眼睛干净，能看见大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白事场合一般不让小孩靠近灵堂。

但大伯母似乎忘了这个规矩，她拉着我的手径直穿过院子，进了堂屋侧边摆放桌椅的地方。那里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寨子里的亲戚邻居。唐姐——大伯母的女儿，我的堂姐，正坐在角落里低头玩自己的辫子。

“唐姐也来啦！”我高兴地跑过去挨着她坐下。唐姐比我大两岁，平时总带我玩。

大伯母去帮忙端菜了，我和唐姐坐在一起等着开饭。堂屋正中停着李老奶的棺材，棺材盖还没盖上，但我坐的角度看不见里面。前来吊唁的人轮流走到棺材前鞠躬、烧纸，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纸钱燃烧的味道。

“你怕不怕？”唐姐小声问我。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有一点。”

“我也怕。”唐姐说，“但我妈说李老奶是好人，不会害我们的。”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几个中年汉子走进来，为首的是李老奶的大儿子，我们都叫他李伯。他们围在棺材边低声商量着什么，然后有人喊：“时辰到了，盖棺了！”

堂屋里的女眷们顿时哭声大作。按照习俗，盖棺前亲属要最后看一眼逝者。李伯红着眼睛，示意大家排队上前。

大伯母匆匆走过来，一只手捂住唐姐的眼睛，另一只手似乎想捂我的，但迟疑了一下又收了回去。我就那么愣愣地坐着，看着大人们一个个走到棺材前，鞠躬，哭泣，再退开。

轮到我们这些小孩了。大伯母拉着唐姐上前，手始终捂着她的眼睛。我跟在后面，没人注意到我。当我走到棺材前时，正好看见李老奶的脸。

那是一张蜡黄的脸，像陈年的宣纸，又像融化后又凝固的蜡。眼睛闭着，嘴唇微微张开，能看到里面黑乎乎的。寿帽戴得有些歪，几缕稀疏的白发从帽檐漏出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表情——似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但又不像是在笑，倒像是面部肌肉僵硬后形成的奇怪模样。

我只看了两三秒钟，就被后面的人挤开了。但那张蜡黄色的脸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晚饭是八菜一汤，有腊肉、土鸡、豆花，都是寨子里办白事的标准菜式。大人们边吃边聊着李老奶的生平，说她年轻时多么能干，一个人能背一百斤的苞谷走十里山路；说她心肠好，困难时期偷偷接济过寨子里好几户揭不开锅的人家。

我埋头吃饭，不太敢插话。那张蜡黄色的脸总在我眼前晃。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大伯母要留下来守夜，让唐姐的舅舅送我们回家。走到半路，唐姐突然问我：“你看见李老奶了吗？”

我点点头。

“啥样？”

“脸黄黄的，像...像蜡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唐姐打了个寒颤：“幸好我没看见。我妈说小孩看了要做噩梦的。”

那天晚上，我果然做了噩梦。梦见李老奶从棺材里坐起来，蜡黄的脸对着我笑，招手让我过去。我吓得转身就跑，却怎么也跑不快，眼看她的手就要碰到我的后背...

我尖叫着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爸妈中间。原来我妈半夜不放心，把我从自己房间的小床抱到了他们的大床上。月光从半开的窗户照进来，在水泥地上投出一块白斑。我紧紧抱住妈妈的胳膊，过了好久才重新入睡。

李老奶是三天后下葬的。那天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寨子里就响起了鞭炮声和唢呐声。按照我们那里的习俗，抬棺上山必须在日出之前完成。

我爸妈都去送葬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睡觉。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爸妈还没回来。我独自吃了早饭，搬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写作业。直到中午，送葬的队伍才陆陆续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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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她告诉我，李老奶葬在了寨子后山的家族坟地，和她三十年前去世的丈夫合葬了。

“李老奶终于可以跟李爷爷团聚了。”我妈说着，又抹了抹眼角。

日子一天天过去，寨子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李老奶的去世成了大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我们小孩来说，很快就有了新的游戏和趣事，那张蜡黄色的脸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

直到一个星期后的那个晚上。

那是个异常闷热的夏夜，即使在山村里也感觉不到一丝凉风。我家那时还没装空调，只有一台老式电扇在屋里摇头晃脑地吹着热风。我睡的小房间朝西，下午被太阳晒得像个蒸笼，到了晚上墙壁还是热的。

“太热了，根本睡不着。”我爸光着膀子躺在竹沙发上，手里的蒲扇摇得哗哗响。

我妈在另一张沙发上翻来身：“要不把小溪叫出来，我们一起睡堂屋？那里通风好点。”

我们家的格局是典型的农村砖房，中间是堂屋，两边各有一个房间。堂屋前后都有门，打开后确实比房间通风。

于是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堂屋打地铺。爸妈各睡一张旧沙发，我从房间里抱出凉席铺在两沙发中间的水泥地上。堂屋的后门开着，前门虚掩着，穿堂风吹过，确实比房间里凉爽不少。

我躺下时，正好能看见堂屋后墙上的窗户。那是老式的木格窗，上面糊着报纸，后来报纸破了，我妈就缝了一块蓝布窗帘挂上。窗帘比窗户小，只能遮住一半，另一半就那么空着，透过玻璃能看见外面黑黢黢的夜。

“妈，窗帘怎么不拉满？”我问。

“那块布就那么大，将就着用吧。”我妈已经困了，声音含糊，“快睡，明天还要上学呢。”

我躺在凉席上，盯着那半拉的窗帘。月光很亮，透过没遮住的那半扇窗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个斜斜的光斑。窗外是家里的后院，种着几棵梨树，这个季节梨子还没熟，小小的青果挂在枝头。再往后就是山坡，长满了松树和灌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