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以前有十几亩地……”

程亮没再多问，蘸水笔重重一划，刺耳的声响扎在人心上。

“地主出身，不行，下一个。”

那男生脸色煞白，张了张嘴，最终低着头默默退出队伍，消失在门口的光里。队伍里瞬间安静下来，人人都绷直了背，脸上是庆幸，也是更深的紧张。

“韩冬，帮我查查，看看有没有黑五类。”

“什么是黑五类？”韩冬反问道。

“地富反坏右，这都不知道？”程亮不耐烦地说。

韩冬立刻凑上来，拿着铅笔头，神情凶狠地逐行核对。他在“孙小梅”的表格前停住，家庭出身一栏写着“小业主”。他眉头一拧，铅笔狠狠划下去，竟把纸戳破一个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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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他猛地抽气——手腕竟被程亮胳膊上袖标的别针扎破了，一颗血珠冒了出来。他慌忙拔掉别针，拇指一抹，血珠在腕上留下一道红痕。

谁也没注意，一滴更小的血珠悄无声息落下，不偏不倚，滴在孙小梅的名字旁。

淡黄的纸上，迅速洇开一小团暗红。

那红，和程亮袖标上鲜亮的红截然不同。它黯淡、黏稠，带着一丝铁锈味，混在油墨与汗味里，像一枚丑陋的印章，盖在这刚立起来的新秩序上。

韩冬没察觉，继续低头查表格。程亮依旧专注地审批，蘸水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教导处里秩序井然，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和角落里暖壶单调的嗡鸣。

暖壶的嗡鸣还在耳边响，像一只不肯停歇的小虫。我的目光却死死钉在那张登记表上，钉在韩冬手腕的血点，钉在那滴落在名字旁的暗红印记上。那团污渍在眼前越放越大，搅得我心脏狂跳。

袖标上的鲜红、手腕上的暗红、纸上的污红，在我脑子里拧成一团，烧出一个滚烫的念头：

我也戴红袖标，戴上红袖标才能像程亮那样令人敬畏。

没有犹豫，没有告别，我猛地转身冲出教导处，狂奔在空荡的走廊里。我必须立刻找到母亲，只有她能给我买袖标。

风在耳边呼啸，我冲出校门，街上行人稀少，到处是哗哗作响的大字报，墨汁写的口号像一只只瞪着的眼。我顾不上看，一门心思往中街附近的国营饭店跑。

饭店玻璃门被我撞开，铜铃叮当作响，酱油、炖肉、汗水和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母亲正弯腰擦着油腻的桌子，看见我，一脸惊讶：“小涛？你怎么来了？出啥事了？”我小的时候叫杨庆涛，后来改为杨庆柏。

“妈！给我钱！我要买红卫兵袖标！现在就要！”

“红卫兵”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下来。母亲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手肘一晃，撞翻了桌上的酱油瓶。深褐色的酱油流出来，在桌上蜿蜒，滴脏了她的裤脚，也滴脏了我的布鞋。

她却像全然看不见，眼睛死死盯着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说啥？那个袖标不能戴……咱家……，哎……。”我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姥爷的历史问题。

“别人都有！就我没有！我就要！”我急得大吼，把教导处的羡慕，全变成了蛮横的索取。

母亲身子晃了晃，看着我眼里从未有过的执拗，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恐惧都压进心底。她转身踉跄着走向主任室，低声请假，声音卑微又颤抖：“孩子病了，我得带他去医院……。”

主任准假后，母亲就问同事：“在哪能买到红卫兵袖标？”同事回答说：“北行。”母亲一把攥住我的手腕，手心冰凉，全是冷汗，拉着我直奔自行车。那辆半旧的永久牌女车，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母亲跨上车，用力一蹬，链条哗啦作响，我跳上后座，紧紧抱住她的腰，能感觉到她浑身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