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秋深，紫禁城。

乾清宫的西暖阁里，地龙烧得旺，却驱不散朱载坖心头的寒意。

他不再是那个对朝政尚存几分新鲜与期许的年轻天子。

三年，足够让龙椅的坚硬与冰冷透过厚重的礼服，沁入骨髓；足够让“万岁”的呼声在耳边变成沉重的负担；更足够让东南海疆那愈演愈烈的烽烟，将“隆庆新政”最初那点“万象更新”的光环灼烧得千疮百孔。

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报，十之七八来自东南。

不再是早期那种含糊其辞的“夷船滋扰”、“小股海寇”，而是触目惊心的“炮击”、“焚掠”、“官兵殉国”、“百姓流离”。澳头港的血迹未干，月港的废墟尚在，柘林湾的耻辱犹新，如今，更遥远的石见——那座悬挂着大明日月旗、源源不断向内帑和太仓输送白银的海外孤城——被万余名装备了“新式火铳”的日本联军重重围困，告急求援的文书一封比一封急切，字里行间透出的绝望，几乎能透过纸张，灼伤朱载坖的手指。

胡宗宪被赋予了空前的权力，尚方剑悬于东南。

可几个月过去了，除了将各地水师调得团团转，加固了几处看似紧要的炮台，预支了明后年的漕粮折银以充军费之外，战局并无根本改观。

红毛夷的舰队依旧神出鬼没，东南沿海风声鹤唳，商路凋敝，税银锐减。

而石见那边，刘福的求援信语气一次比一次沉重，朝廷的援军却因海路遥远、敌情不明、尤其是那支不知潜伏何处的荷兰主力舰队的巨大威胁，而迟迟无法成行。

朝会上，争吵日益激烈。

主战派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调集全国水师，与红毛夷决战于大洋；主守派则认为当固守海岸，以拖待变，甚至隐晦提出是否可“稍示羁縻”，重启谈判；更多的人则在互相推诿、指责，攻讦胡宗宪“畏敌如虎”、“徒耗钱粮”，或者指责某些沿海督抚“防务松懈”、“养寇自重”。

高拱每日在内阁值房熬到深夜，头发白了大半，脾气也愈发暴躁，处理着永远处理不完的争吵和永远不够用的钱粮兵员，却拿不出一个能立竿见影甚至扭转乾坤的方略。

朱载坖坐在御座上，看着底下那些或慷慨激昂、或闪烁其词、或暮气沉沉的臣子，只觉得一阵阵胸闷气短。

他想起父皇嘉靖，那位即便深居西苑也能将朝局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帝王。

若是父皇在此，会如何应对？

他会像自己一样，被这纷乱的局面、互相矛盾的奏报、以及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掣肘的海洋敌人，逼得夜不能寐吗？

不会。

一个清晰而冷酷的声音在朱载坖心底响起。父皇绝不会让自己陷入如此被动的境地。

他会更早地察觉危机，更果断地调兵遣将，或者……他会用一些自己想不到的、甚至不敢想的手段。

这个念头，荡开了层层涟漪。

朱载坖疲惫而迷茫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殿外，仿佛要穿透重重宫墙，看到那个被刻意遗忘在金华乡山水之间的人。

陈恪。

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在正式的朝会上被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