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席开始骚动。

人们交换着眼神，有人不耐烦地调整坐姿，有人低声质疑拖延的合理性。

“最高审判官大人——”指控方代理人起身，“既然提交证据的时限已过，新证据又迟迟未至，我请求法庭立即继续审判流程，以免给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那维莱特沉默了五秒。

“本庭宣布，丽莎贝尔·莫罗谋杀案审理继续。请指控方进行陈述。”

————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悲剧，每一幕都向着无可挽回的结局推进。

指控方律师有条不紊地呈上证物：

作为凶器的皮带、马蒂厄公寓里发现的与丽莎贝尔分手后写的充满怨恨字句的日记、街角咖啡店店员证词说他案发当天曾在公寓楼下徘徊…

马蒂厄的代理人试图反击，但每一个质疑都被更坚实的证据挡回。

“你说皮带丢了，有谁可以证明？”

“你说收到信，信在哪里？”

“你说有人陷害你，动机是什么？”

……

马蒂厄的回答越来越苍白。

到最后，他只能反复说，“我不知道…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观众席上的同情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审视和鄙夷。

连最初对他抱有疑虑的人，也在铁证面前动摇了。

谕示裁定枢机的天平缓缓倾斜。

最初是轻微的晃动，但随着证词推进，代表“有罪”的那一侧正在一点点下沉。

“看，连谕示机都这么认为了…”有人小声说。

丽莎贝尔的母亲终于崩溃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杀她？！她那么年轻…她还有那么多可能……你知不知道她床头还放着一张你的素描？！你知不知道…”

她瘫坐在椅子上，泣不成声。

整个审判庭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悲愤中。

所有人都看着被告席上那个低着头的年轻人，仿佛在看一个已经定罪的怪物。

那维莱特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证据链闭合，动机清晰，被告的辩驳苍白无力。

有时他也会想，法律的天平是否从来不追求绝对真相？

它追求的，或许只是在有限证据下最合理的推断。

而现在，所有推断都指向一个结论。

“辩护方还有最后陈述吗？”那维莱特问。

年轻代理人站起身，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摇了摇头，“没…没有了。”

那维莱特手杖缓缓抬起，即将说出的那句将决定两个破碎家庭余生的话。

“砰！”

歌剧院的大门被猛地推开。

四道身影跌跌撞撞冲了进来，浑身湿透，头发和衣服都在滴水。

为首的夏洛蒂高举着手中的留影机，胸膛剧烈起伏，声音因为喘息而断断续续。

“报、报告…我们有新证据要呈交！这、这足以证明被指控方的清白！”

她身旁，派蒙飞在半空，同样气喘吁吁；一位妆容精致的长裙女子抱着一只密封的证物箱：跟在最后的是空，金发湿漉漉贴在额前，眼睛却直勾勾看向观众席的最前方。

全场哗然。

“这不符合流程！”

一个尖锐的女声突然从观众席前排炸响。

所有人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棕色卷发，面容清秀，此刻却因激动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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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起身，手指直指门口的四人，“最高审判官大人，我认为他们在有意干扰审判流程！是为了包庇罪犯！”

“塞西尔？”

丽莎贝尔的母亲认出了她，是丽莎的好友。

塞西尔·杜兰德，丽莎贝尔的同班同学兼闺蜜，案发后一直陪伴在丽莎贝尔父母身边。

采证阶段她也提供过证词，说自己案发时在图书馆赶论文，只离开过短短二十分钟去常去的甜点店买了份蛋糕，随后又返回，直到得知噩耗。

如果她是凶手，时间线对不上。

她在大概晚上19点左右离开图书馆，此时被害人应该已经死亡，不可能是她杀的。

而且光是来往的路途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她根本没有额外时间供杀人。

她的证词有同学与甜点店店员作证。

“审判已经接近尾声！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他们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突然闯进来？还带着什么新证据？谁知道那是不是伪造的？！”

派蒙气得在空中跺脚，“什么包庇！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好吧？！”

她飞到歌剧院中央，双手叉腰。

“我们有什么立场需要去包庇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我们只是发现了这起案件真正的真相，不甘心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已！”

“真相？”塞西尔冷笑，“真相就是丽莎贝尔死了，而杀她的人就在那里！”

她指向马蒂厄，“你们这些外人懂什么？！你们知道丽莎有多好吗？知道她梦想成为什么样的画家吗？知道她每天在画室里待到多晚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真相？！”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悲痛和愤怒，感染了在场的许多人。

观众席上响起附和声。

“就是啊，都这时候了…”

“难道要让丽莎的父母再受一次折磨吗？”

“谕示机都已经…”

那维莱特抬起了手。

所有声音瞬间消失。

最高审判官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最终落在门口那四个狼狈的身影上。

“呈上证据。”那维莱特说。

“本庭将重新审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