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让后来的人再走我们的老路。”

钱伯钧愣愣地看着陶向明。他认识这个人二十三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

陶向明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一个算无遗策的老大，一个永远能比对手多想三步的棋手，一个在权力的牌桌上从不失手的赌神。

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满头白发、眼袋浮肿、眼角爬满了皱纹的老人。

“陶主席，您是不是……”钱伯钧艰难地开口，“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陶向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钱伯钧，望着外面的大雪。

雪已经积得很厚了，屋顶上、车顶上、树枝上，到处都是一片素白。

远处的矿区在雪幕中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那些煤矸石堆成的黑色山峰被雪覆盖了一半，黑黑白白的，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陶向明忽然问。

钱伯钧没有说话。

“七年前那起矿难。”陶向明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窗外的风声盖过。

“高明楼给我打电话，说下面出事了，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救人，不是善后，而是怎么把这件事压下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妥善处理’。这四个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钱伯钧握着文件袋的手开始发抖。他太清楚那起矿难了，因为那些死去的矿工的封口费，就是他从兴岳集团的账外资金里拿的。每个死者家属拿了二十万，签了保密协议，从此再也没人提起那件事。

“二十万一条命。”陶向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陶向明在河岳呼风唤雨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一条命就值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