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清尾款，送走工人，店铺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关上卷闸门，打开所有的灯，站在收银台后，想象着开业后的场景:

清晨，上班族匆匆进来买早餐面包和牛奶；中午，学生跑来买汽水和零食；傍晚，主妇顺手带瓶酱油、包盐；深夜，的士司机停车买烟，夜班工人来碗泡面……

小主，

这个小小的空间，将融入无数普通香港人的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的一部分。

而我，将从这个三十平米的铺位起步，一步步构建我的商业版图。

我抚摸着二手的收银机，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清醒。感动只是一瞬间，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就在店铺装修完成、货品上架的前一天，陈律师找到了我。

“韩浩，有件事……得去办一下。”他的表情有些微妙。

“什么事？”

“拜码头。”

“拜码头？为啥？”

“韩浩，这里是香港”

“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跟我走吧”

1965年的香港，黑社会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商铺要交“保护费”，摆摊要拜“堂口”，就连街边卖报纸的阿婆，每月都要给巡街的马仔几块钱“茶钱”。

这是时代的烙印，是香港在经济起飞前的混沌期。

“去哪几家？”我问。

“四家。”陈律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串名字和地址，“街坊领袖黄伯，潮州帮的炳哥，九龙商会李会长，还有警署的陈sir。”

“要准备什么？”

“红包。每家五百。”

两千港币。我开这家店总共才花了五千五，这一下就要去掉近一半。

“不能少吗？”我皱眉。

“这是规矩。”陈律师叹口气，“黄伯是深水埗的地头蛇，祖上三代住这里，街坊都听他的。炳哥管着北河街一带的‘秩序’，不拜他，你的店开不了三天。李会长是商界前辈，他点了头，其他商户才不会排挤你。陈sir……你懂的，警察不来查，生意才好做。”

我沉默了片刻，从保险箱里取出两千港币，用红包装好。

“走吧。”

黄伯住在北河街尽头的一栋三层唐楼，楼龄至少四十年，外墙斑驳，楼梯陡峭。我们爬到三楼，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伯，穿着白色的汗衫、黑色的绸裤，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看人时有种穿透力。

“黄伯，我是陈律师，这位是韩浩，在北河街新开铺位的后生。”陈律师恭敬地说。

黄伯上下打量我，点点头:“进来吧。”

屋子很小，大概二十平米，家具老旧但整洁。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里黄伯还年轻，身边站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香案上供着关公像，香火不断。

我们坐下，黄伯倒了两杯茶。茶是普通的普洱，杯子边缘有细微的缺口。

“北河街七十二号，原来是郑伯儿子的文具店。”黄伯开口，声音沙哑，“后生仔，你做什么生意？”

“便利店，卖些日用品、食品，二十四小时营业。”我说。

“二十四小时？”黄伯眉头一皱，“那晚上不吵到街坊？”

“我们会注意，十点后音乐关小声，顾客不喧哗。”

黄伯喝了口茶，慢慢说:“北河街住了三百多户人家，大多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讲的是人情，不是钱。你开店，我们欢迎，但有几条规矩要守。”

“黄伯请讲。”

“第一，不准卖假货、次货。街坊赚钱不容易，你不能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