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三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主位上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皮肤黝黑，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但眼睛很亮。旁边一男一女，都四十出头，穿着类似的干部服。

“陈专员好，我是华润公司的韩浩。”我上前握手。

“韩浩同志，欢迎欢迎！”陈专员的手很有力，“丁总已经打过电话，说你要来考察。坐，坐。”

我坐下，开门见山：“陈专员，我这次来，是想探讨一个合作可能性——在宝安县，靠近香港的地方，建立一个食品加工工业园区。”

“食品加工？工业园区？”陈专员眼睛更亮了，“具体说说。”

我打开计划书，开始讲解。从香港的市场需求，到内地的原料优势；从食品加工的技术要求，到园区的规划布局。我讲得很细，也讲得很实——多少亩地，建什么厂房，需要多少工人，预计产量多少，能创造多少外汇……

陈专员听得极其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旁边那位负责工业的宋专员，更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画的草图。

“韩浩同志，”等我讲完，陈专员沉吟道，“你这个想法……很大胆，但也很有吸引力。宝安县现在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全县两万五千人，耕地不多，工业基本为零。如果能建起这么一个园区，对全县都是大事。”

“正因为宝安县底子薄，才更需要这样的项目。”我说，“香港市场对食品的需求很大，但我们不能总靠进口。内地有原料，有人力，缺的是技术和设备。如果园区建起来，我们可以从香港引进设备和技术，把内地的原料加工成商品，再卖回香港。这中间的利润，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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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怎么分？”宋专员直接问。

“按股分红。”我早有准备，“华润可以牵头，联合内地企业共同投资。初步设想，华润占51%，内地占49%。具体比例可以再谈。”

陈专员和宋专员交换了一个眼神。

“土地呢？”陈专员问，“你要靠近香港，最好在深圳湾沿岸。那里现在大多是滩涂和荒地，但涉及到征地、补偿……”

“可以用合作的形式。”我说，“县里以上地入股，折算成股份。园区建成后，优先招用本地劳动力，工资按香港标准的七成发放——这在本地已经是高收入了。”

这个条件显然打动了他们。1965年的宝安，一个壮劳力一天挣不到一块钱，如果进工厂一个月能挣几十块，吸引力太大了。

陈专员站起身，在会议室里踱步。走了两圈，他停下脚步：“韩浩同志，你说的这些都很好，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没经验。宝安县从来没搞过这么大的工业项目，怎么建厂，怎么管理，怎么生产……我们心里没底。”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点头，“所以我想建议——陈专员能不能带人去一趟山西？我在山西搞过一个星火工业园，也是从零开始，现在已经是全省的标杆。你们去看看，实地了解工业园该怎么搞。”

“去山西？”陈专员一愣，“那么远……”

“路费、食宿，全部由华润负责。”我加重语气，“陈专员，这个园区如果搞成了，不只是宝安县受益，对整个国家的创汇事业都有贡献。丁总特别交代，要全力支持。”

提到丁老，提到国家创汇，陈专员的表情严肃起来。他沉默了很久，最终一拍桌子：“好！我去！老宋，还有技术科的小王，我们三个跟你去山西！”

“什么时候能出发？”

“给我两天时间安排工作，大后天，我们跟你走！”

五天后，一支四人小队抵达太原。

除了我、陈专员、宋专员，还有宝安县的技术骨干王技术员——一个三十来岁的精瘦汉子，话不多，但眼睛看什么都仔细。

我没让他们住招待所，直接带到了星火工业园。

刘永好厂长早就接到我的电话，带着班子成员在门口迎接。看到风尘仆仆的我们，他热情地握住陈专员的手：“陈专员，欢迎欢迎！韩浩兄弟早就交代了，一定要把最好的经验都分享给你们！”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马不停蹄。

第一天，看韩家村。从村口的牌楼，到整齐的村舍；从养鸡场、蚯蚓养殖基地，到副食品深加工车间。李书记亲自当导游，讲得唾沫横飞：“……我们村1961年人均收入三百多，现在三千四！靠的是什么？就是浩娃子带我们搞的这套！”

陈专员看得眼睛发直。在1965年的中国，一个农村能有这样的面貌，几乎是奇迹。

第二天，看茶煮匠太原总部。赵经理展示了从茶叶蛋采购、加工、包装到销售的全流程。当听说茶煮匠一年净利润一百多万时，宋专员倒吸一口凉气。

第三天，重点看星火工业园。从总装车间到研发中心，从生产线到实验室。刘永好厂长不藏私，把建厂初期的困难、解决方案、管理经验，全盘托出。

晚上，在工业园的会议室，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

参会的有我们四人，刘永好、赵经理、李书记，还有星火工业园的几位技术骨干。桌上摆着茶水，气氛却很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