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匆匆上车，车窗外的棉田一片金黄，收割机在田里穿梭，棉农们忙着把棉花装袋，一派丰收的景象。

小棉在信里说，吴建业在二十年前写了这封信后，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信被遗落在老邮政所的邮箱里，直到今年清理旧物才被发现。

老吴头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的消息，听说乡下邮政所合并，还特意去过几次，却始终没找到弟弟的信。

“老吴头和弟弟是双胞胎，”小棉的信里写，“当年老吴头去城里当工人，弟弟留在乡下种棉花，约定‘谁先混出样子，就帮对方’。

后来老吴头在城里安了家，想接弟弟来住，却联系不上，只知道弟弟一直在种棉花，等他回去。”

我握着钢笔，眼前的画面慢慢展开：1998年的秋天，年轻的吴建国背着行李，站在棉田边和弟弟告别，吴建业塞给他一包棉絮，说“哥，城里冷，这棉絮暖，等明年棉田丰收，我给你寄更多”；

吴建国说“弟，等我在城里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咱们一起种棉花”；兄弟俩在棉田边抱了抱，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二十年。

“老吴头不是不想回去，是怕弟弟怪他‘忘了约定’，”我轻声说，“他在城里总梦见棉田，梦见弟弟给他装棉絮，所以每年都买新的棉絮，说‘我弟寄的棉絮，我得留着’。”

老周叹了口气：“那个年代的兄弟情，比棉絮还实在，一句约定就能等一辈子。咱们这次一定要把信给老吴头，让他知道，他弟没怪他，还每年给他留棉絮。”

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在社区门口的石凳上找到了老吴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攥着个旧烟袋，眼睛望着邮局的方向，看到我们，慢慢站起身，声音沙哑：“你们……是来给我送信的？”

“吴爷爷，您好，”林晚递过一杯刚温的菊花茶，“我们是‘心愿驿站’的，从乡下给您带来了一封信，是您弟弟吴建业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