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声音，在主流汹涌的批判浪潮中，显得如此微弱，很快便被淹没了。

这场风波，很快从南京国子监蔓延至朝堂。数名御史言官接连上疏，痛陈“新学乱政”之弊，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严惩举荐非人之官员，重申科举为正途。

然而，令他们意外的是，皇帝的回应异常平淡，只是将奏疏留中不发，未作任何表态。这种沉默，反而加剧了各方的猜测与不安。

此刻，引发争议的焦点人物之一，新任市舶司稽核王启年，正坐在他在上海镇分配的狭小公廨内，面对着一堆复杂的关税账册。他年仅二十二岁，面容还带着几分学生气的青涩，但眼神专注而沉稳。他并未过多关注南京那边的喧嚣，对他而言，将这些纷繁的数据理清，建立更高效的稽核流程，才是当务之急。手中的算盘噼啪作响，偶尔还会用上松江大学堂教授的、更为便捷的竖式演算法。

“王大人，”一名老书吏捧着几份文书进来，神色间带着几分好奇与探究，“这是广州分司刚送来的季度报表，格式有些乱，您看……”

王启年接过，快速浏览了一遍，眉头微蹙：“数据勾稽关系不清，分类也过于笼统。这样，我重新设计一份标准表格，你让他们以后按此格式填报，数据需精确到小数后两位。”

老书吏看着王启年随手在纸上画出的、横平竖直、项目清晰的表格雏形，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连忙应道：“是，是，小人明白了。”

类似的情景，也在工部、在讲武堂、在悄然发生着。这些新学毕业生，或许不擅吟诗作对，不精八股制艺，但他们带来的严谨逻辑、务实作风和专业技能，正像一股清流，冲击着某些陈腐僵化的衙门习气。

数日后，一场半官方性质的“经世济民策论会”在南京某处园林举行。与会的既有德高望重的理学名儒，也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甚至还包括了几位像王启年一样，接到非正式邀请、忐忑不安前来参会的年轻新学官员。

会议伊始，气氛便充满了火药味。一位老翰林率先发难，将矛头直指王启年等人：

“老夫听闻，如今市舶计税，竟倚重所谓‘算学’，而轻忽圣贤‘义利之辨’之教诲！须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治国若只重锱铢之利，而忽视教化人心，岂非舍本逐末？”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王启年深吸一口气，起身行礼，不卑不亢地回应：“老大人明鉴。算学，乃格物之基础，计数之根本。市舶关税，关系国家岁入，亦关乎贸易公平。若计数不清，标准不一，则奸商得以舞弊，国库因而流失，此非‘义’之所在。学生以为，明晰法度，精准计税，使该纳者不能少一分，不该纳者不必多一文，正是为了维护朝廷法度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