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猛地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却带着坚定：“对！张啸林是汉奸，他帮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杀了他，是为我哥哥报仇，也是为所有被他害死的人报仇！不光是林怀部，我们老百姓都想杀他！”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病房外的护工——其实是军统特工老钱，悄悄松了口气，手从腰间的枪套上移开。

采访进行到一半，病房门突然被推开，两个穿黑衫的汉子闯了进来，手里拿着短枪：“谁让你们采访的？跟我们走一趟！”汉森立刻挡在鸽子身前，掏出记者证：“我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受治外法权保护，你们无权干涉！”老钱也上前一步，假装劝架，实则用身体挡住鸽子，悄悄给外面的行动组发了暗号。

没过多久，法租界巡捕王贵带着几个巡捕赶来，手里拿着警棍：“干什么呢？这里是医院，不许闹事！”王贵早就接到令狐靖远的通知，特意带着巡捕在医院附近巡逻。那两个黑衫汉子见是巡捕，虽然不情愿，也只能收起枪，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前，他们恶狠狠地瞪了鸽子一眼，眼神里的威胁像针一样扎人。

汉森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对鸽子说：“你放心，我会把你的故事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张啸林的罪行。”他收起相机，又问了几个关于青帮勒索市民的问题，才带着翻译离开。鸽子看着他的背影，轻轻舒了口气，手心已经满是冷汗——刚才那两个黑衫汉子的枪，一直对着她的胸口。

下午两点，上海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张啸林之死真相》的传单。在南京路的一家茶馆里，十几个茶客围着一张桌子，传阅着一份传单。茶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上海，一边给大家添茶，一边压低声音说：“张啸林这汉奸，早就该杀了！去年他的人来我这收‘保护费’，一次就要五十块银元，我不给，他们就砸了我的柜台，还把我儿子打得住院！”

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接过话：“可不是嘛！我们纱厂的老板，就是因为不愿意给张啸林的人送棉布，被他们说成‘通共’，抓去76号关了半个月，出来时人都瘦成皮包骨了！”

“你们看这上面写的，张啸林给日军运了二十万斤粮食，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粮啊！”一个老茶客指着传单上的字，手都在抖，“我家邻居去年冬天就是因为没粮，饿死了老婆孩子，这些粮食要是在老百姓手里，能救多少人啊！”

茶馆里的气氛越来越激动，有人拍着桌子骂汉奸，有人提议去日伪机关门口抗议。就在这时，街上传来一阵混乱的脚步声——日伪特工带着宪兵来了，手里拿着火把，见人就抢传单，还把几个不肯交传单的市民按在地上打。茶馆老板赶紧让大家把传单藏起来，有的塞进怀里，有的藏在茶桌下，还有的揉成一团扔进了痰盂。

宪兵闯进茶馆，翻箱倒柜地搜查，一个宪兵队长拿起桌上的空茶杯，恶狠狠地问：“有没有人看《每日译报》？有没有人藏传单？”茶客们都低着头，没人说话。队长气急败坏，一脚踹翻了一张茶桌，茶杯摔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就在这时，王贵带着巡捕赶来，假惺惺地劝道：“太君，这里是法租界，按规矩得我们来查。”说着，给几个巡捕使了个眼色，巡捕们假装搜查了一圈，说“没有发现”，才把宪兵劝走。

宪兵走后，茶馆里的人都松了口气。老茶客从痰盂里捞出皱巴巴的传单，小心翼翼地展开，虽然沾了水，字迹却还能看清。他看着传单上“汉奸必诛，民心不可欺”的字样，小声说：“不管他们怎么抓，怎么烧，这真相，是藏不住的。”

傍晚时分，令狐靖远在钟表店收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报是戴笠亲自签发的，内容很短，却字字有力：“张啸林之死，既除汉奸，又获民心，沪区的舆论战，打得好。望乘胜追击，扩大影响，动摇日伪根基。”令狐靖远把电报递给“老周”，笑着说：“戴老板都认可了，说明我们的方向没错。”

“老周”接过电报，看了一眼，又递回去：“我们刚接到消息，浦东的渔民已经把传单传到了船上，连吴淞口的日军检查站都有人在偷偷传阅。还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那边也发来电报，说根据地的老百姓看到传单后，抗日热情更高了，不少青年都报名参军了。”

就在这时，夜莺拿着一份刚收到的国际电报走进来：“史迪威先生发来的，他说汉森记者的报道已经发往美国，《纽约时报》明天会刊登。史迪威还说，美国政府很关注上海的局势，这次舆论战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抗日决心，会考虑加大对我们的情报设备支援。”

令狐靖远点点头，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街灯一盏盏亮起，虽然日伪的探照灯还在远处闪烁，但更多的是市民家中透出的灯光，温暖而坚定。他想起白天在街头看到的报童、茶馆里的茶客、医院里的鸽子，还有那些冒着危险分发传单的特工和地下党员，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力量——这场战争，不仅是军队的较量，更是民心的较量。只要民心还在，这座孤岛，就永远不会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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