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龙也常来转悠，他不听课，但喜欢在窗外看看那些专注的脸庞，有时会拎来一篮子苹果或橘子，让学员们课间加餐。“这些都是未来的种子！”他对程佩珊说，“等她们学成了，放出去，一个带十个，十个带百个，咱们的队伍就壮大了！”
学员们私下称自己为“黄埔一期”，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她们知道，自己学成后，很可能就是新生产线的班长、质检主任，甚至是未来分厂的骨干。这种明确的职业前景，在当时的国营工厂里是罕见的，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
与此同时，程佩珊通过霍启明，向郑裕昌发出了正式邀请。郑裕昌对大连试点的进步速度感到惊讶，欣然同意，并带上了公司的两名高级经理。考察持续了三天。郑裕昌仔细查看了改造后的车间、新引进的设备、正在进行的夹克生产，以及那个刚刚起步但已显雏形的培训中心。他尤其对程佩珊主导整理的那套初步的管理文件和培训教材感兴趣，翻看了许久。
“程小姐，你们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更有章法。”郑裕昌在会谈时感慨，“不光是会做货，已经开始想怎么系统地做、怎么做大。这很难得。”
程佩珊借此机会，提出了签订一年期框架合作协议的设想：“大昌”承诺每年提供不低于三十万件（套）的订单（涵盖不同品类），并继续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部分关键面辅料；大连方面保证产能、质量和交期，并给予“大昌”优先权和一定的价格优惠；结算方式可灵活组合（港币、设备抵付、甚至部分以国内紧缺的轻工业原料结算）。
郑裕昌与手下经理商议后，原则上同意了合作方向，但对具体数字和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谈判进行了两轮，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首年度保证订单二十万件（套），合作期内“大昌”协助引入至少一项新工艺或新设备；大连方面设立“大昌”专线车间；结算方式采用“70%港币+30%设备/原料抵付”。协议虽不具严格法律约束力（受制于当时的环境），但为双方提供了稳定的合作预期。
框架协议的达成，给了大连试点吃了一颗定心丸。产能扩张有了明确的订单依托，程佩珊开始规划，在培训中心第一期学员结业后（约两个月后），正式启用隔壁仓库，开设第二条生产线，专门承接“大昌”的订单。
框架协议在手，程佩珊并未放松对新客户的开拓。她通过霍启明，谨慎地接触了另外两家香港贸易公司。一家是主营针织衫的“联发贸易”，老板姓吴，规模中等；另一家是专做童装和玩具的“昌兴行”，老板姓马，业务比较杂，但渠道广泛。
接触是试探性的。程佩珊没有急于邀请对方来看厂，而是先通过霍启明传递了经过精心整理的试点介绍资料（剔除了敏感信息），重点突出质量稳定性、交货准时性和政府支持背景。同时，她提出可以承接“试单”——数量不限，但工艺需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并且大连方面有权根据“试单”情况决定是否接续正式订单。
“联发贸易”的吴老板首先回应，发来一款**女式圆领针织衫**的样品和工艺单，数量只要五百件。工艺不复杂，但用的是有一定弹力的针织面料，对缝纫机的针脚张力和平整度要求与梭织布不同。这对大连试点是一个新的小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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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佩珊没有将这个“试单”放在已满负荷的夹克生产线，而是专门调出五台机器，挑选了五名心细手稳的女工，由她自己和一位对针织稍有了解的本地老裁缝亲自盯控。她们先用了两天时间，用相似废料反复试验针迹、研究如何防止卷边、怎样熨烫不变形。正式生产时，每一步都倍加小心。五百件针织衫，做得比两万件夹克还令人紧张。
货物发出后十天，“联发贸易”回复：验收合格，客户满意。吴老板随即通过霍启明询问，如果订单增加到五千件，大连方面能否在两个月内交货，并提出了略低一些的单价。
程佩珊没有立即答应。她仔细核算了产能、原料（这次对方只提供样式，面料需大连自行采购或通过其指定渠道购买）、以及可能对“大昌”专线造成的影响。在征得李云龙同意后，她给出了有条件接受的回复：可以接，但面料采购需由“联发”负责或提供明确采购渠道确保质量，单价需维持“试单”水平，且交货期需预留至少七天缓冲。几轮沟通后，双方达成一致。大连试点就这样，以严谨甚至有些保守的姿态，拿下了第二个稳定客户。
“昌兴行”的马老板则更狡猾一些。他发来的“试单”是一千个填充布娃娃，造型简单，但涉及裁剪、缝纫、填充、绣花（简单眼睛嘴巴）和包装多个环节，工序琐碎，管理成本高，单价压得极低。程佩珊评估后认为，这种产品利润太薄，且与服装生产的管理模式差异较大，容易干扰主业。她委婉但坚定地回复：目前产能专注于服装成衣，此类产品暂无法承接，但感谢垂询，期待未来在其他领域合作。
马老板碰了个软钉子，反倒对大连方面的专业和定力有了印象，后来通过霍启明传话，表示理解，并留下了未来合作的可能。
两次“试单”经历，让程佩珊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边界。她起草了一份《新客户与新订单接洽评估指引》，明确了接单前必须进行的工艺可行性分析、产能影响评估、利润测算和风险排查流程。试点业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始尝试建立风险防火墙。
当大连试点在南方来的订单和自身能力建设中稳步前行时，赵刚在沈阳的办公室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北方。对苏贸易的试探，是他战略棋盘上深思熟虑但必须落下的关键一子。然而，这步棋的走法，需要超乎寻常的谨慎与精巧。
他否决了李云龙提出的通过边境民间渠道直接接触的提议，认为过于危险，容易授人以柄。他的思路更迂回，也更依托于现有的“安全”渠道——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