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峪伏击战的战报和缴获清单送到团部时，李云龙只是扫了一眼，便放到一旁。他更关注的，是王根生随后送来的一份特殊报告——关于周边各伪军据点士气状态的评估。

“团长，根据我们各情报站反馈，马家驿周扒皮被‘裁决’后，尤其是野狼峪日军增援被全歼的消息传开，伪军中下层军官普遍出现动摇迹象。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咱们的政策，尤其是……‘利刃’下次会找上谁。”王根生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李云龙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冷静得像一个正在评估市场的商人。

“光害怕不行，害怕会让他们抱团，或者更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得让他们看到路，一条比跟着鬼子更‘划算’的路。”他吐出一口烟圈，“老赵，咱们之前那个‘善恶簿’的想法，得升级一下了。”

赵刚推了推眼镜：“你是指，把模糊的善恶评判，变成清晰的利害分析？”

“没错！”李云龙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代表伪军据点的标记，“对这些伪军，尤其是当官的，不能光讲民族大义，那玩意儿对有些人隔靴搔痒。得给他们算一笔明白账：跟着鬼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知道哪天就被咱们‘利刃’点了名，这是风险；偷偷给咱们行个方便，既能保命，说不定还能得点实惠，这是收益。这笔账，只要不傻，都会算。”

在李云龙的直接指导下，一场针对伪军军官的“精准心理战”拉开了序幕。王根生领导的情报网接到了新任务：为所有连级以上伪军军官建立“个人风险与价值档案”。

档案内容远超以往，不仅包括其职务、管辖范围、对日态度（铁杆、摇摆、被迫），更增加了其家庭情况、个人嗜好（贪财？好色？恋权？）、与日军及其他伪军军官的矛盾、甚至其直属部下对其的观感等。基于这些信息，李云龙要求根生团队对每个目标进行初步的“策反难度评级”和“潜在价值评估”。

“我们要找的，不是那些最容易动摇的软柿子，”李云龙在专项会议上强调，“要找那些位置关键、其倒戈能产生最大‘杠杆效应’的，同时策反成本又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人。这叫……投资回报率！”

几天后，一份标注着不同颜色和符号的名单放在了李云龙桌上。他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一个名字上：王家庄据点伪军连长，吴金魁。

“吴金魁，兵痞出身，贪财，对日军顾问阳奉阴违，与相邻据点伪军连长有旧怨。其母亲和妹妹住在县城，算是半个人质。策反难度，中等。潜在价值，高（王家庄据点控制着一段重要运输线）。”李云龙念着档案，嘴角微翘，“就他了。一个典型的，可以‘计算’的对象。”

针对吴金魁的“定制化”策反方案迅速出炉，核心策略是“威逼利诱，消除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