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她没有选择辩解或退缩，而是向皇帝上了一道《陈情表》，并请求在国子监公开辩论。

《陈情表》中，她并未直接反驳圣人之言，而是巧妙地采取了“回归原典，重新阐释”的策略。她写道，孔子亦曾言“有教无类”，圣人制礼，本意在于秩序与和谐，而非僵化地束缚人性。她列举历史上那些有才德、有担当的女性（如班昭、谢道韫），论证女子受教育、明事理，非但不会破坏伦常，反而能更好地“相夫教子”、“敦睦家风”，这本身就是对儒家“齐家”理念的践行。至于沈墨之言，虽有偏激，然其忧国忧民、追求真理之心可嘉，正是圣人“学而不思则罔”的体现。

她请求公开辩论，是希望将这场关乎“道统”的争论，置于阳光之下，以理服人。

此举大胆至极！以一女子之身，在帝国最高学府，与天下读书人辩论经义伦常，亘古未有！

皇帝在震惊之余，竟也被勾起了几分好奇与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他准予所请。

辩论之日，国子监大成殿前，人头攒动。衮衮诸公、翰林学士、太学生员，乃至一些闻讯而来的京城士绅，将场地围得水泄不通。高台之上，一边是德高望重、引经据典的大儒；另一边，则只有林小雨一人，素衣荆钗，沉静而立。

辩论异常激烈。大儒们引述经典，滔滔不绝，强调男女有别、尊卑有序乃天理伦常。林小雨则避其锋芒，始终围绕“经世致用”与“人性发展”的核心。她不直接否定经典，而是不断追问：“若女子读书明理，能助夫兴家，能教子成才，能如周婉协理边贸、如韩芸清丈田亩般有益于国，是否违背了圣人所言的‘仁政’与‘教化’之本心？”“圣人制礼，是为促和谐、利民生，若时移世易，古礼是否可斟酌损益，以求更合于当下之‘义’？”

她的言辞并不华丽，却逻辑清晰，每每切中要害，更以铁一般的新政成果作为论据。当一位老祭酒厉声质问“女子干政，牝鸡司晨，岂非亡国之兆”时，林小雨平静反问：“敢问祭酒，北疆安定，边贸繁荣，国库岁入增加，百姓生活稍苏，此乃亡国之象，还是兴国之兆？这些成效中，可能全然抹杀女子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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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清晰而坚定：“吾等所愿，并非女子凌驾于男子之上，而是希望天下人，无论男女，皆能尽其才，明其理，安其生。此心此志，上合天道，下应民心，何错之有？”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三个时辰。林小雨以一人之力，独战群儒，虽未能在理论上彻底驳倒对方，但她展现出的睿智、勇气以及对新政成果的自信，深深震撼了在场许多人。尤其是她将新政实践与儒家“经世致用”、“民为本”的思想巧妙连接，为改革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道统”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