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们站起身，检查装备，最后一次深呼吸。杜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他的妻子玛丽和两个女儿，1914年夏天在里昂公园拍的。那时战争还没开始，世界还正常。

他吻了吻照片，放回口袋。

“为了法兰西！”拉菲特少尉举起手枪，“前进！”

“前进！”

数百名法军士兵跃出掩体，开始向钟楼山冲锋。起初是相对有序的散兵线，但随着地形变得陡峭，随着德军火力开始还击，队形逐渐被打乱。

杜邦以之字形路线奔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子弹在周围呼啸，有人中弹倒下，有人被炮弹炸飞。他不敢停，不敢看，只是不断前进。

半山腰，他们遇到了第一道德军防线——不是正规堑壕，而是利用地形临时构筑的射击阵地。机枪火力从三个方向扫来，压制了前进路线。

“迫击炮！我们需要迫击炮！”拉菲特少尉大喊。

但迫击炮班被拖在后面，正在艰难地爬山。

杜邦看到一个机会：左侧有一道天然沟壑，可以迂回到德军阵地侧面。他打手势，带着半个排的人向沟壑移动。

沟壑深而窄，里面满是泥水和碎石。他们艰难地爬行，尽量压低身体。枪声、爆炸声、惨叫声从头顶传来，但沟壑里相对安全。

大约五十米后，沟壑转向，通往德军阵地的侧后方。杜邦小心地探出头观察：四个德军机枪阵地呈半圆形布置，正在向正面冲锋的法军射击。阵地后方只有少数警戒士兵。

他数了数手榴弹：四枚。正好。

“你，你，你，你，”他点了四个士兵，“每人负责一个机枪阵地。等我信号，同时投弹。其他人准备冲锋，手榴弹爆炸后立即冲上去。”

士兵们点头，脸色紧张但坚定。

杜邦深吸一口气，举起手，然后猛地挥下。

四枚手榴弹同时飞出，划出弧线落向德军机枪阵地。德军哨兵发现了，大声警告，但太迟了。

爆炸声几乎同时响起。两个机枪阵地被直接命中，另外两个被破片波及。机枪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惨叫声和德语呼喊。

“冲锋！”

杜邦第一个跳出沟壑，端着步枪冲向最近的阵地。一名德军士兵正挣扎着从废墟中爬出，满脸是血。杜邦没有犹豫，刺刀刺入对方胸口，感受到那种可怕的阻力，然后拔出。

其他法军士兵也冲了上来。近身战斗在几个阵地同时爆发，刺刀、工兵铲、枪托、拳头、牙齿——当生死攸关时，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武器。

杜邦的刺刀卡在了一名高大德军的肋骨间，他不得不放弃步枪，拔出手枪。一名德军士兵从侧面扑来，被他用手枪柄砸中太阳穴倒地。另一名德军举枪瞄准，但被一名法军新兵从背后用铲子砍中脖子。

战斗在五分钟后结束。四个机枪阵地，约三十名德军士兵，全部被消灭。法军损失了九人。

杜邦喘息着，从一具德军尸体上拔出自己的刺刀，重新装回步枪。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肾上腺素。

“继续前进！”拉菲特少尉喊道，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但仍在指挥，“山顶就在前面！”

他们继续向上冲锋。但越接近山顶，抵抗越激烈。德军显然意识到了侧翼的突破，调集了预备队封堵缺口。

战斗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逐米争夺，逐屋战斗，逐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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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时，钟楼山山顶东侧

汉斯·拜尔中士和他的排被困在了一个半塌的混凝土掩体里。法军的反击比预期更猛烈、更坚决。三小时前他们还控制着整个山顶区域，现在只剩下几个孤立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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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体里挤满了伤员和疲惫的士兵。弹药即将耗尽，食物和水早已没有。最糟糕的是无线电坏了，他们与后方失去了联系。

“中士，还有多少子弹？”一名年轻士兵问，他的肩膀被子弹打穿，简单包扎后仍在战斗。

“每人不到十发，”拜尔如实回答，“手榴弹用完了。”

“援军呢？”

拜尔望向掩体外的战场。可以看到法军正在从三个方向压缩包围圈，可以看到德军的迫击炮阵地一个接一个被摧毁，可以看到渡河点遭到猛烈炮击，浮桥可能已经被炸断。

“我不知道，”他最终说。

这不是士兵想听的答案，但这是真相。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被遗弃在敌后，没有援军，没有退路，只有等死。

拜尔检查了自己的武器：步枪子弹七发，手枪子弹三发，刺刀一把。如果法军冲进来，这些最多能杀死三四个敌人，然后他就会被杀死。

他拿出怀表。表盖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碎了，玻璃裂纹如蛛网，但安娜的照片还在，只是沾上了血迹。他用袖子擦拭，但血迹已经干了，擦不掉。

“很漂亮，”旁边一个伤兵看到了照片，“你的妻子？”

“未婚妻。本来计划1914年圣诞节结婚。”

伤兵苦笑：“战争改变了一切，不是吗？”

确实。如果没有战争，拜尔现在可能是个小学教师，和安娜在柏林郊区有个小房子，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过着平凡但完整的生活。但现在，他在这里，在凡尔登的山顶上，很可能死在这里，而安娜只会收到一封冰冷的阵亡通知书，或许还有这只有血迹的怀表。

“中士！法军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