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开场白，火药味十足，直接将陆仁之学定性为异端邪说，引发了殿外通过特定渠道听闻的士子们一阵骚动，不少保守者高声附和。
陆仁从容离席，向四方微揖，声音平稳有力，不见丝毫波澜：“这位大人，符号之用，贵在便捷高效。算筹、珠算，亦是我先民智慧所创之工具。若‘格数’能助户部更快厘清天下钱粮，助兵部更准核算军饷器械，助河臣更精测量土方水文，省时省力，利国利民，取其长而用之，有何不可？至于格物，”他顺手拿起那枚玻璃棱镜，走到殿中一束透过窗棂的日光下，轻轻调整角度，一道微小却清晰绚丽的七色彩虹便投射在光洁的地面上，“格此一镜，可知寻常白光，内蕴七色。此非幻术，乃光之本性，物之自然之理。格之，方能知其所以然。若进而能据此理磨制透镜，助人观星测远，医者察微入细，此岂非格物之功，利民之实？相较于面竹七日，穷思至病，其法虽异，其求‘理’之心，或可相通？其泽被生民之效，或更直接？”
他以具象的实验回应空泛的指责，顿时让殿内外一部分注重实际的士子陷入了思考。
小主，
“荒谬！”王鏊立刻起身，面色沉峻，引经据典，直攻核心，“陆侍郎休要混淆视听！朱子有云：‘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格物之终极，在于通过‘即物’而‘穷’那超越具体形器、统摄宇宙万有之‘太极’、‘天理’！进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此乃内圣外王之道！尔之格物，止于形而下之器用，所得不过皮毛之‘术’，于那形而上的、关乎心性道德的‘道体’全然无涉，甚至有意回避！此非‘得鱼忘筌’，‘买椟还珠’而何？长此以往，必使学者徒具巧技，而丧其仁心，国将不国矣！”
这番论述，高屋建瓴，牢牢占据儒家道德哲学的制高点，立刻赢得了东席一片由衷的赞同之声，殿外不少笃信程朱的举子更是激动不已，觉得王鏊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陆仁心知已触及最根本的哲学分歧，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全场，朗声回应，试图将辩论拉回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王大人阐发朱子之义理，精深微妙，陆某受益良多，不敢妄加驳斥。然，陆某有一愚见，欲求教于诸位大贤：那统摄万有、至高无上之‘天理’，玄之又玄，当以何途‘穷’之？仅凭静坐冥思？或效古人格竹，直至形销骨立？若人人所求之‘天理’皆藏于方寸之心，为何千载以来，于应对水旱蝗瘟、强兵富国、普惠民生之诸多‘实理’，进展维艰？黄河依旧泛滥，边关屡遭侵扰，黎民时遇饥寒？”
他略微停顿，让问题沉入众人心中，继而提高声调：“陆某绝非轻视心性修养之功，更不敢否定道德人伦之重。然窃以为，认知‘天理’之途，或可双轨并行：一者向内，反求诸己，明心见性；一者向外，探究自然之律，万物运行之则。此二者，非但非水火不容，反而应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知五谷生长之周期律（物理），方能更好地施行仁政，使民得饱暖（天理之彰显）；明力学杠杆之省力原理（物理），方能更有效地兴修水利、筑城安疆，实打实地造福于民（天理之运用）。若只空谈形而上的天理，却对形而下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实理漠然置之，甚或斥为‘末技’，如此‘天理’，岂非成了空中楼阁？于江山社稷之稳固，于百姓苍生之福祉，究有何益？”
这番“天理”与“实理”并提、强调其相互印证的论述，巧妙地将陆仁的“格物新学”从单纯的“奇技”提升到了可与传统理学进行哲学对话的层面，试图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殿外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窃窃私语声四起，不少举子面露沉思，尤其是那些来自基层、深知民间疾苦者。
一位以博学强记着称的翰林学士立刻抓住一个具体论点发起攻击：“陆侍郎此言差矣！尔书中妄言‘地或为球形’，此乃违背圣贤经典之谬论！《周髀算经》明载‘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历代先贤皆遵此说。尔竟敢质疑？”
陆仁并未动怒，反而微微一笑，再次举起那枚棱镜：“大人，请看这光影变幻。光经此镜，色散为虹。此非我陆仁妄言，乃物之本性使然，人人可验。圣人先贤，智慧如海，然其所处时代，未见此镜，故未言此理。圣人亦未曾扬帆远航，亲见海平面远端船只桅杆渐次出现之景。”他放下棱镜，语气转为恳切，“我等敬仰圣人，是敬仰其追求真理之精神，继承其‘格物致知’之志向，而非将其每一句话都奉为万古不变之金科玉律。天地浩渺，奥秘无穷，我辈后人，正当继往开来，运用新的方法，不断拓展认知之边界，探索未知之领域，此方是对圣人最好的告慰与发扬！若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岂非辜负了圣人‘日日新，又日新’之教诲？”
他以一个小实验和逻辑推理，再次化解了基于经典文本的机械攻击，展现了实证与理性思考的力量。
辩论越发白热化。东席诸公依仗深厚学养，引经据典，纵横捭阖，从“华夷之辨”到“义利之辩”，从“祖宗成法”到“世道人心”，攻势如潮。陆仁虽势单力孤，却始终沉着应对，或避实击虚，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演示，或用严密的逻辑层层剖析，更不断强调其学问“经世致用”、“实证求真”、“利国利民”的鲜明导向。当他详细列举西山格物在黄河固堤、新军火器、蜂窝煤惠民、通州漕运疏浚等方面的具体成效时，许多士子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那些并非出身豪族、对民生多艰有切身体会的举子，开始觉得陆仁所言似乎更接地气，更解燃眉之急。
就在辩论趋于胶着、双方精神高度紧张之际，一直静坐于西席后方旁听的王阳明，忽然长身而起。他并未走向辩席中央，而是面向东西两方及全场，朗声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直指核心的问题，声音清越，穿透了整个大殿的喧嚣：
“今日之辩，关乎格物，纷繁复杂。然阳明有一惑，积郁已久，求教于双方大贤：无论格竹以求理，抑或格器以致用，其最终所求之‘理’，究竟在于外物，还是在于吾心？若理在外物，吾心作为一面镜子，如何能确保所映照之影像，即为物之本来面目，而无丝毫扭曲？若理在吾心，则又如何避免人人师心自用，各执一词，最终落入主观空疏，而无客观标准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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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一出，宛如一道闪电，劈开了纠缠不休的具体争论，直指所有认知活动的终极困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整个大殿，瞬间陷入了一种极其深沉的静默，连殿外通过特殊构造隐约传来的嘈杂声也似乎消失了。所有人都被这个触及哲学根本的问题所震撼，陷入沉思。
陆仁望向王阳明，眼中闪烁着激赏的光芒。他沉吟片刻，整理了一下思绪，面向全场，郑重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回答也隐约预示了未来某种思想的方向：
“阳明先生此问，真乃金石之言，直抵根源！陆某不才，试陈管见：我以为，心与物，并非截然对立，隔绝不通。格物之过程，恰是吾心（认知主体）与外物（认知客体）相互接触、交互作用之动态过程。心需秉持诚敬之意，运用严谨之法（如数学推演、反复实验），去观察、去探究外物，如此所得之‘理’，方可能更接近于物之自身规律。同时，此‘理’又必须能够付诸实践，能够解释现象，能够预测结果，更重要的，是能接受现实应用与反复检验之考核。唯有在‘行’中得以验证、并能产生积极效用之‘知’，方可谓之‘真知’。或许，‘知行合一’，方是格物求知之最稳妥路径？知以导行，行以证知。于国计民生有切实裨益之‘行’，其背后之‘知’，即便未必是终极真理，亦必含有相当之真切成分吧？”
他没有给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描绘了一个在不断实践中动态调整、螺旋上升的认知图景。
王阳明听罢，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他仿佛看到了一层一直遮蔽视野的薄纱被骤然揭开，口中喃喃低语：“心物交互…知行本一…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方可为真知……”他缓缓坐下，彻底沉浸在了深不可测的哲思海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