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放下碗，用围裙擦了擦手，淡淡地说：“随它去吧。几块破砖，谁要就拿去好了。”

外婆也跟着点头：“是啊，随它去。”

她们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波澜，仿佛消失的不是一堵墙，而是掉了几片瓦。我满心的疑惑和慌张，在她们这种近乎漠然的态度里，渐渐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和茫然。直到早饭快吃完，外婆才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解释道：“昨晚后半夜，听见河里有动静。我跟你妈起来看了，两条水泥船停在河边，船上下来十几个人，拿着家伙什，悄没声地就把墙拆了，砖一块块搬上船运走了。”

我瞪大了眼睛：“那你们怎么不拦着？”

“拦啥哟。”外婆叹了口气，眼角的皱纹在晨光里显得更深了，“你看那阵仗，十几个人，两条船，能这么半夜三更来拆墙的，能是一般人？咱们这小老百姓，跟他们争，不是自讨苦吃吗？拦了又能怎么样？还能把砖再砌回去？说不定还要挨顿打，不值当。”

母亲在一旁接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墙没了就没了，只要人没事，比啥都强。”

我张了张嘴，想再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外婆和母亲的话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我心上。原来她们什么都知道，只是选择了沉默。我忽然懂了，那种沉默不是麻木，是没办法。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我们这样的人家，就像地里的草，风一吹就得弯腰，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不光是那时候，后来我长大了，才发现这世上有太多时候，老百姓遇到事儿，能做的也只有叹口气，说句“随它去吧”。

小主，

墙没了，后园就成了敞开的院子，谁路过都能往里瞅两眼。外婆倒是想得开，没过几天，就从集市上买回一捆捆的井签树苗，沿着原来的墙根栽了下去。“这树好活，长起来快，用不了多久就能当围墙了。”她一边培土一边说。

我蹲在旁边看，井签树的枝条细细的，叶子是嫩绿色的，看着弱不禁风。可没过多久，它们就抽出了新枝，爬得飞快，很快就织成了一片绿色的屏障。更让人欢喜的是，到了春夏之交，枝头开出了一串串的花，有蓝的，有粉的，像一个个小小的喇叭，朝着太阳张着嘴，风一吹，满院子都是淡淡的清香。

外婆说这叶子能洗头，摘一把揉碎了，在水里泡出滑滑的汁水，用来洗头，头发会变得又亮又顺。我试过一次，洗完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头发蓬松松的，带着股草木的清香，比用肥皂洗舒服多了。

渐渐的，我也觉得这井签树围成的墙比原来的砖墙好。风能透进来，阳光也能洒进来，站在后园里，能看见墙外的河水悠悠地流，能看见天上的云慢慢飘，还有那些蓝的粉的花，热热闹闹地开着，比灰扑扑的砖墙好看多了。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春意在井签树的新叶和繁花里一点点浓起来。

这天下午放学，我背着书包往家走，走到张家弄口时遇上曹学明正背着渔具往回走。他比我大二岁，皮肤是那种常年在外面晒的黝黑，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结实的小腿，上面还沾着泥点。他手里拎着的网兜里，扑腾着好几条银光闪闪的鱼，还有几条滑溜溜的黄鳝。

他在我们年级也算是个“名人”，不是因为成绩好，是因为他总逃课，要么去摸鱼，要么去掏鸟窝，老师批评了好几次也没用。我和他没怎么说过话，顶多是在操场上擦肩而过时，互相看一眼。

没想到他看见我，竟停住了脚步，冲我扬了扬手里的网兜：“喂，要鱼吗？给你两条。”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为什么要给我鱼？我们又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