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里只有蜡烛燃烧的毕剥声。
“两点的时候,”老郑声音嘶哑,“我醒了。就睡在礼堂后面的临时宿舍里。我听见礼堂那边有口哨声,是《引路调》。但那调子不对。”
“怎么不对?”我问。
“它不是一个人吹的。”
老郑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盯着我。
“是很多人在吹。那些不该被叫来的东西,被陈渊引来了。”
“然后呢?”
周明德接话:“然后他吹了九分钟。”
九分钟。
我在凌晨两点老宅的窗前,听到的也是九分钟。
“那九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赶到礼堂时,陈渊倒在地上,口琴还攥在手里。他还有气,但眼睛睁着,看不见东西。”
“失明了?”
“失明了。”周明德说,“医生说是什么……声波冲击,鼓膜、视神经都损伤了。但我们知道不是。”
“那他——”
“他活到1989年,”周明德打断我,“那年冬天走的。走的时候不到二十五。”
仓库里又安静了。
我握着背包带子,手心里全是汗。
“那谱子背面写着‘领路人’……”我开口。
“那是他写的。”老郑说,“出事第二天,他让我们在那谱子上加那行字。他说以后不能再让别人吹这个调子。”
“‘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我复述出那行字。
周明德点点头。
“他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了——我们以为。1999年你爸调回县里,我们见过一面。他说他在整理陈渊的遗物,想留个念想。我们没多想。”
他看着我,目光像锥子。
“我没想到他敢把这谱子留给你。”
“我爸从没让我碰过。”
“但你碰了。”
我没说话。
周明德沉默良久。
“陈渊吹完那九分钟之后,”他说,“每年的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四,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准时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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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
今天七月十八。
我父亲去世后第十四天。
周明德看着我,一字一顿。
“那是百鬼在找新的领路人。”
我从毛巾厂回到家,已经过了十一点。
母亲睡了。客厅没开灯,我摸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
乐谱还在抽屉里,口琴放在桌上。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
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四。
每年这七天,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响起。
今天是第二天。
两点整。
口哨声从窗外传来。
我没有起身去阳台看。我蜷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那调子却像有实体一样钻进耳膜,每一个降半音都压在心脏上。
它今天吹了八分钟。
不是九分钟。
我数着。
第三天夜里,我去了县图书馆。
九几年的旧档案还封存在地下室里,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大叔,听说我要查“民间艺术团1987年汇演”,从角落拖出一只落满灰的纸箱。
“就这些了,没人借过。”
我谢过他,蹲在地上翻档案。
当年的节目单一式三份,装订线都松了。我小心翻开。
第三页,《百鬼》。
编曲:陈渊。
演奏:陈渊(口哨)、陈德厚(口琴)、周明德(笛)、郑国栋(鼓)……
就是那个缺了半条胳膊的老人。
节目单旁边贴着一张剪报,县报的文化版,豆腐块大小。
“我县民间艺术团赴省汇演获好评,器乐合奏《百鬼》以其独特的民间韵味吸引观众……”
没有更多了。
我翻到剪报背面。
那是一则讣告。
“民间艺术团青年演奏员陈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9年12月7日逝世,终年24岁。追思告别仪式定于12月10日上午9时在县殡仪馆举行。”
讣告旁边,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个数字:
9。
九分钟。
还是九分钟。
我把讣告折起来,夹进乐谱封底。
下午四点,我去找母亲。
她正在阳台上浇花,听到我的脚步声没回头。
“妈,”我说,“你认识陈渊吗?”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水壶嘴还在流水,洇湿了兰花盆沿。
“你见过周师傅了。”
不是疑问句。
“是。”
母亲放下水壶,慢慢在藤椅上坐下。阳台朝西,下午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白发比以前多了。
“陈渊,”她说,“是你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她在阳台上坐了很久。阳光从西移到东,从她脸上移开,落到瓷砖地上。
“那件事你爸从不提,”她说,“我也是后来才慢慢拼出来的。”
“1987年,你爸二十三,刚和我订婚。剧团要去省里汇演,他高兴得很,说这是出头的机会。”
“《百鬼》这曲子是陈渊编的,领路人那个调子也是他独创的。原本应该他独奏,但你爸……”
她停了一下。
“你爸争取了很久。团长最后同意让他和陈渊轮流排练,谁效果好谁上。”
“他吹了吗?”
“吹了。”母亲点头,“就在汇演前两天,四月十三夜里,你爸一个人在礼堂练到很晚。”
我猛地抬头。
“不是陈渊?”
母亲看着我。
“那是第二天剧团里传的版本。说是陈渊练得太累出了意外。但我知道不是。”
“那是……”
“是你爸。”母亲说,“那天夜里他回来,浑身发抖,我怎么问他都不肯说。过了两天陈渊就出事了,你爸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
她停顿了很久。
“直到今天,我也没问过他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阳台门口,手里握着背包带。
那夜里两点吹响《引路调》的人,不是陈渊。
是我父亲。
1987年4月13日,夜。
父亲站在县礼堂空荡荡的舞台上,手里握着那把口琴。
他应该回去休息了,明天还要排练。但团长那句“谁效果好谁上”像刺一样扎在心里。陈渊比他小三岁,进团比他晚,凭什么那个独奏的机会要给陈渊?
他比自己以为的更不服气。
礼堂没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照着舞台边缘的一排脚灯。他试着吹了几下口琴,不成调。他把口琴放到一边。
然后他想起陈渊这几天反复练的那段调子。
他只是想试试。
试试那个滑音到底怎么吹,试试那个降半音要怎么拖拍才能拖出陈渊那种味道。
他吹了。
开头很顺,低沉的“哆——”滑到“嗦”,往上挑,降半音,又降半音,在一个不应该停留的音阶上拖出长拍。
他沉浸在那调子里,甚至没发现礼堂里变了。
风从四面八方挤进来。六月的夜风不该这么冷,冷得像刀子,刮过后颈。
他停下口哨。
台下第一排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坐满了人。
小主,
不对,不是人。
那些东西有人的轮廓,但看不清五官。脸的位置是平的,像一张没画完的白描草图。它们的身体半透明,在黑暗中微微发光——不是荧光,是月光透过薄云那种暗淡的白。
它们在听。
几十个、上百个这种东西坐在台下,寂静无声,像观众等待开场。
父亲后来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出礼堂的。
他只记得跑出很远后回头,礼堂的窗户一扇扇亮着灯——不是灯光,是那种惨白的、从内部透出的光。
第二天的《引路调》,是陈渊吹的。
陈渊不知道前夜发生了什么。他只说这谱子越来越顺,顺得像有人帮他调过音。他吹完九分钟,倒在舞台上。
那九分钟里,他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没人知道。
他昏迷了两天,醒来后双目失明。
他再也没有吹过口哨。
母亲讲完这些,天已经黑了。
我坐在她对面,膝盖上的乐谱沉得像铅块。
“陈渊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你爸吗?”
母亲摇头。
“他从来没问过。出事之后你爸天天去医院,陈渊待他和从前一样,什么都没提。只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他把那本乐谱给了你爸。”母亲说,“扉页上写的那行字——‘陈年旧事,不记也罢’——是陈渊写的。”
我打开乐谱。
扉页上那行潦草的钢笔字,我一直以为是父亲的字。
现在凑近看,笔迹确实不同。更年轻,更用力,几乎划破纸面。
陈年旧事,不记也罢。
不记也罢。
可他全记着。
母亲握住我的手。
“林深,你听妈说。”
她用力很重,指甲掐进我手背。
“那谱子,那口哨声……你爸躲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没躲掉。他这些年从不提县剧团的事,也不和任何旧同事来往。他以为断了联系就能断了那东西。”
“那为什么……”
“因为你。”母亲说,“他查出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这只樟木箱子。他说有些事拖太久了,欠的债总要还。”
“他欠陈渊的?”
“他欠那百鬼一个领路人。”
母亲的声音很轻。
“1987年你爸把那群东西引来了,却没有吹完那支曲子。陈渊替他吹完了,替他把那些东西送走了。但送走的不彻底。每年七月,它们还会回来。”
“回来找新的领路人。”
母亲点头。
“你爸说,陈渊吹完那次之后,每年那七天,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准时响。那是在等。等一个人接替陈渊,把它们真正引回该去的地方。”
“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母亲没有回答。
窗外的路灯亮了。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在夜风里微微晃动,投下细长的影子。
我看着母亲。
“妈,”我说,“你还记得我爸最后一次吹口哨是什么时候吗?”
母亲想了很久。
“你六七岁那年,”她说,“有一年夏天,七月里,你发高烧。你爸守了你一夜,后半夜我起来换他,他坐在你床边吹口哨。”
“吹的什么?”
“不知道,”母亲说,“很轻,像哄小孩睡觉。我推门进去他就停了。”
我沉默。
我不记得那夜的事。但我记得一个画面:夏天的傍晚,父亲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用搪瓷杯喝茶。夕阳把他的白汗衫染成橘色。
他吹了几声口哨,不成调,像风吹过电线。
那是哄我睡觉的曲子。
那是我父亲的《引路调》。
第四天夜里,我去了周明德的家。
老城区一栋八十年代建的职工楼,五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感应灯坏了三层,我摸黑爬上五楼,敲门。
周明德给我开的门。
屋里比我想的更简陋。老式家具,水泥地抹平了当地板,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像是个年轻女人,眉目温柔。
“我老伴,”周明德见我盯着照片,说,“走了十二年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摆摆手,让我在沙发上坐下。
“你妈给我打过电话,”他说,“说你都知道了。”
我没否认。
“那你也知道,陈渊吹完那九分钟之后,每年的七月,那些东西还会回来。”
我点头。
“你爸这些年……”周明德斟酌着措辞,“他一直在想办法。”
“什么办法?”
周明德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旧信封,递给我。
信封已经拆开,邮戳模糊,依稀可辨“2019.4.10”。
是我父亲的字迹。
“周师傅:
见字如面。
这些年我一直想对您说声对不起。当年若不是我一念之差,陈渊不会替我担下这担子,老郑也不会失去那条胳膊。
我知道说多少对不起都没用,但这话憋在心里三十多年,实在憋不住了。
陈渊走后,我接过他那本乐谱。谱子最后一页那行字——“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是他亲手写的。他没怪我,一个字都没怪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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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自己不能当没发生过。
我这些年试过很多法子。烧纸钱,请道士,去陈渊坟前磕头。没用。每年七月十七到二十四,夜里两点口哨声照响不误。
它们还在等。
今年我查出病了,胰腺,晚期。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三个月。
我想了想,也许这是天意。
1987年那夜该由我吹完的曲子,拖了三十三年,该还了。
今年七月,我会回去。
老宅钥匙我留给林深了。那孩子像他妈,沉稳,不惹事。有些事我没告诉他,希望这辈子都不用告诉他。
但这封信我还是写了。万一有什么闪失,万一我没能做完那件事……
万一它们明年还来。
您能帮我看着那孩子吗?
不用告诉他太多,只要别让他碰那乐谱。
陈德厚
2019.4.10”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
周明德看着我。
“你爸今年五月还来找过我一次,”他说,“就一个多月前。那时候他已经住院了,人瘦得脱形,走路要人扶。他跟我说,他找到了办法。”
“什么办法?”
“领路人,”周明德说,“不是被选中的,是自己走上去的。陈渊当年倒下是因为他没准备好。他不知道那调子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吹完九分钟之后要怎么把那些东西送回去。”
“我爸知道?”
周明德点头。
“你爸说,他在陈渊遗物里找到一封信。陈渊失明后写的,写给他自己,从没寄出过。”
“信里写了什么?”
“写了那九分钟里他看见的东西,”周明德说,“和送走它们的方法。”
“什么方法?”
周明德没有直接回答。
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沉默了很久。
“你爸说,领路人要站在最前面,吹完那支曲子。吹完之后,转身,往回走。”
“往回走?”
“不能回头。”周明德说,“无论听到什么,无论身后发生什么,都不能回头。”
“然后呢?”
“然后那些东西会跟着你。你走过的地方,它们就走过了。你把它们从那边引到这边,再从这边引回那边。”
那边是哪边。
这边是哪边。
周明德没有说。
也许他也不知道。
第五天夜里,两点。
口哨声又响了。
我站在老宅的窗前,没有躲。窗帘拉开一半,玻璃冰凉,我把额头抵在上面,看着楼下的中庭。
花坛边又站满了那些半透明的影子。
今天的比昨天多。昨天比前天多。
从七月十七开始,一天比一天多。
它们在等。
等一个领路人,把它们从无处渡到归处。
我低头看着窗台上那把口琴。
父亲的口琴,陈渊的口琴,沾着干涸血渍的口琴。
背面刻着“陈渊”两个字,笔画浅淡,刻得很用力。
我用拇指摩挲着那两个字,指尖触到凹痕的边沿。
他刻这两字的时候已经失明了。他看不见自己的作品,只能凭感觉,一下,一下,在铜片上刻出自己名字。
父亲把这把口琴收进樟木箱子,藏了二十三年。
藏的不是口琴。
是那个他不敢面对的人。
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亮起,是母亲的微信:
“明天是二十三号。”
我等着下一句。
“二十四号夜里两点之后,口哨声就会停。”
“但今年会不一样。”
“你爸说他会在二十四号之前把事情做完。”
我把手机放下。
二十四号。
后天。
第六天。
七月二十三,夜里一点四十分。
我站在老宅的卧室里。
乐谱翻开在《引路调》那一页,口琴放在手边。
我没有开灯。
窗户敞着,夜风灌进来,把窗帘吹成一面鼓风的帆。
中庭空无一人。
今晚那些影子还没有出现。花坛边只有那棵半死不活的冬青树,自行车棚底下几只野猫蜷成一团。
一点五十分。
一点五十五分。
五十九分。
两点整。
口哨声响了。
不是从楼下来。
是从我身边。
我转过头。
窗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
不是“鬼”,不是影子。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瘦削,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蓝色卡其布外套。他坐在窗台边缘,双腿垂在窗外,手里握着一把和窗台上那把一模一样的老式口琴。
他背对着月光,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我知道他是谁。
陈渊。
他侧过头,像在听什么。
口哨声从他嘴里传出,调子熟悉得令人心悸。
《百鬼夜行引路调》。
他吹得很慢,比楼下那些口哨声慢得多。每一个音符都被拉长,每一个降半音都像踩在刀尖上。
他不是在“引”。
他是在“送”。
我张口想说话,喉咙像被掐住。
陈渊没回头,但他停了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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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声。”
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它们在跟着调子走,你打断就散了。”
我闭上嘴。
口哨声继续。
楼下中庭的影子越来越多,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从围墙缝里、从废弃厂房的窗户里、从自行车棚的铁皮顶下。它们站满花坛边,站满水泥路,站到单元门口。
它们抬头看着四楼这扇窗户。
看着窗台上吹口哨的年轻人。
陈渊没有看它们。
他始终望着远方,望着毛巾厂废弃烟囱的方向,望着更远处的县殡仪馆、老城区公墓、不知道多少年没人祭扫的野坟场。
他吹完最后一个音符。
哨声在夜风里拖出细长的尾音,像一根线,把所有影子串在一起。
他放下口琴。
“你父亲来找过我。”
他的声音平静。
“五月份。那时候他还能走动,一个人坐公交车来的。在墓园门口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才看见。”
我攥紧窗框。
“他说了很多话。三十多年没说的,那夜都说了。”
陈渊停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