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全国经济已经恢复，进一步规定：“凡在内府役作的工匠，量其劳力，日给钞贯”。

永乐十九年，朝廷另又发出了一个按月支粮的法令：“令内府尚衣、司礼、司设等监，织染、针工、银作等局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粮三斗，无工停支。”

……

当下的工匠待遇有月粮和直米的分别，月粮是按月发给的，只要有名额，并按规定服役，就得享受，月粮由工部支付。直米则是计日发给，在工有米，由光禄寺支付，等于伙食津贴。

只是这些服务于各衙门的工匠，其实亦是过得不容易，他们都是凭着技艺而获取廉价报酬的普通百姓，为大明或是建房，或是造船，又或是造炮等，但如今却成为了大明财政问题的“牺牲品”。

虽然朝廷上层是发现“冗员”的问题，知道大明的公务员人数过多，但这一个个官员却都在“装睡”，屠刀斩向了这些用劳动换取报酬的工匠群体。

面对着朝廷的这一个决定，林晧然心里不由得轻叹一声，对于当下的朝廷深感无奈。

因为这把屠刀挥下的结果，却不可能解决得了大明的财政问题，而会致使轮班工匠更受其累，衍生出新的弊病。

一旦在京服务的工匠人数减少，那必然会致使衙门对轮班工匠的需求上升。

跟着住坐工匠和军匠相比，轮班工匠提供的是无偿劳动。他们分散于地方，按着规定时间轮流赴京服役，只是上工之日没有收入，连往返京师的盘费都要自筹。

离着京城较近还好，他们还能承担这种徭役；若离得较远的工匠，那就要变卖家财，甚至是卖儿卖女来筹集路费。

亦是如此，跟着那些缴不起税的贫民很是相似，大明很多技艺精湛的工匠最终只能选择逃亡于山林，从而成为大明的黑户，或者直接沦为盗贼。

有时不得不承认，朝廷看似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但最后反而不如不做。

广东遭遇倭寇的事情亦是见了邸报：“倭入广东，屡犯揭阳、海丰，盗掠纵火，无恶不作，气焰乖张，民心惶惶。”

邸报汇集两京十三省的大小事情，涉及的地方极广，但内容又过于简略。林晧然只能挑着重要的来细读，主要的研读对象还是京城和广东省，偶尔才会关注江浙那边。

这期的邸报并没有过于重要的东西，很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翻完邸报后，林晧然喝了一口茶，又翻开了最新一期的《谈古论今》。

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刊物，如今在大明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销售量更是惊人。他们已经在多个地方已经建了分销点，销售网络由京城辐射到广州府，每期册数都能稳稳在十五万册以上。

每期十五万册，这绝对是一项惊人的数据。若是将《谈古论今》比作是影视作品，那期期都是“爆款”，是绝对的票房保证。

《谈古论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惊人，它的政治影响力亦是日益壮大。他的未来岳父吴山的声望骤升，隐隐成为清流的领军人，呼吁他入阁的声音越来越高。

另外，这《谈古论今》的最大看点还是造星能力。

虽然现在的才子还是有些市场，但由于科举的关系，影响力早不及唐宋时期，明朝当下其实还是更重视于策论。

到了举人这个层次，只有写得一篇好的策论，这才能更容易扬名，才能成为李白之类的风流才子。

只是一篇好的策论实属难得，一般的士子的策论太过“理想化”，而老油条又是“马拍文”，很难出现有政见成熟的策论出现。

另外，策论并没有评判标准，且不论时而政见相佐，很多策论根本无法分出优劣。更多还是靠着出钱举办文会“造势”，从而成为所谓的才子，但这种才子的水分却很大。

只是随着《谈古论今》的横空出世，这翰林院修检厅便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了最在威望的评判机构，且拥有让某个普通士子一夜成名的能力。

哪怕林晧然远在雷州府，亦是知道谁谁写出了一篇好策论，是个如何了得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