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并未达到学术统一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监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这就尴尬了。

而随着本朝科举考试兴起，众多儒门学子得到了晋升机会，偏偏由于儒家经学的答案不统一，给经学考试带来极大的难度，因此房俊在领导科举考试改革之时，便大量删减经学的考题，反而增添了大量有关国学和算学的试题。若是经学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岂有沦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压经学还是什么，反正儒家子弟就是这么想的……

作为儒学领袖，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初衷，便源于此。

房俊对此倒是不反对。

儒家学说未必有后世一些极端分子所说的那般不堪，甚至认为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的罪魁祸首，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什么的更是扯蛋。

自汉而降，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全力扶持的唯一正统，为何隋朝的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的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全球？为何明朝前期照样领先世界？

说到底，一切都是制度惹的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的关系。

儒学本就是一门哲学而已，讲的是修身养性，宋代中期以前的科举考试都是策论居多，甚少考到经义，而到了明清两朝，且将经义典籍拔高至无限的高度，偏偏要去追捧“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不亡国，谁亡国？

而且前期的儒家经学的主题思想是积极而且健康的，只是到了宋朝后期，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

儒学经义对于一个人的自身修养、道德培育是极其有效的，因此房俊对于儒学绝对不反感。

见到孔颖达气愤渐平，房俊趁热打铁说道：“您是主编，可以主导一切，您就是这部《五经正义》的灵魂！就是儒家学说的中兴之士！就是后世儒学子弟的至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