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吐谷浑族和部分从关内迁徙而来的汉族移民，被组织起来进行耕作。

他们每日的劳动，都会被王府的基层官员记录在案，转化为“劳动积分”。

年终结算时，除了上缴王府固定比例的“地租”（实为土地使用费和技术服务费），剩余的粮食产出，将根据各家投入的劳动积分和土地质量，进行精确分配。

同时，王府还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多余的粮食，鼓励百姓出售，并将收购的粮食用于储备和进一步的贸易，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模式的直接效果是，仅仅两年时间，新垦区的粮食亩产便达到了传统农耕的数倍，彻底解决了当地的温饱问题，甚至产生了大量剩余。

当一户牧民看到邻近的农户通过辛勤耕耘，一年所得的粮食足以养活全家并有余力换取布匹、铁器时，他们对定居耕种的抵触情绪便自然而然地瓦解了。

其次是健康与发展的利益。

新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锻体三十六式”和“基因强化药剂”的推广，便是这一利益的核心体现。

李唐深知，一个强大的社会，必须由强大的人民构成。他不仅仅将这套功法视为优生优育的辅助，更将其定位为全民体质提升的基础。

在西北王府的各级学堂和军队中，“锻体三十六式”被列为必修课。

对于那些将“锻体三十六式”修炼至一定境界，并对王府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李唐会酌情赐予不同等级的“基因强化药剂”。

这种药剂的珍贵性，以及服用后带来的身体素质飞跃，成为了一种无上的荣耀和激励。

它不仅仅是个人实力的象征，更是王府对人才价值的最高认可。

例如，一位在水利建设中表现卓越的工匠，或是一位在边境巡逻中英勇无畏的士兵，当他们获得药剂并完成强化后，其力量、速度、耐力乃至恢复力都将获得显着提升。

这种直观的、可量化的“变强”体验，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进取心和对王府的忠诚度。

然而，大西北这块试验田，并非没有“夹生”、“长歪”或出现“病灶”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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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吐蕃边境的某个羌族部落，由于长期受吐蕃文化影响，其首领对王府的“定居耕种”和“锻体三十六式”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他们认为游牧才是祖先的传统，耕种是软弱的表现，而“锻体三十六式”这种看似“强身健体”的功法，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些花哨把式，远不如他们世代相传的部落秘技。

这个部落的首领甚至暗中煽动其他部落，试图联合起来抵制西北王府，成为李唐眼中“长歪”且有“病灶”的庄稼。

李唐通过天眼卫星系统实时监控，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