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这五两银子的份儿上，那些一向自命清高的文人雅士们有一个算一个，一边啃着热乎乎的红薯，一边摇头晃脑的写诗。

什么《红薯赋》《咏薯》《杏花楼汾酒歌红薯》等等佳作一时间广为流传。

顾深由此也深深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文人之所以能够自命清高，主要是银钱给得还不够多。

除了文人以外，顾深还将这些红薯送入了乡绅地保乃至县尉家中。

尤其是县尉府上，除了红薯还有一封歌功颂德的长信，以及纹银二百两。

信中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把县尉夸成了古今第一的父母官。

县尉乐得心里开花，忙不迭的收了银子，又将红薯递交给了自己的上司。

一个县里出现了此等丰产的作物，在一向民以食为天的古代，怎么说都算是值得歌颂一番的政绩了。

顾深的这几步棋下完，红薯瞬间便在整个南方境内火出了圈。

除了慕名而来的客商，连朝廷也派了人前来收购，预备将这种作物充做当地驻军的军粮。

顾深便将丰产的红薯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按着客商的价格每市斤二十文，一部分按着朝廷收购的价格每市斤十五文。

并且不管是按哪种价格收购的红薯，顾深都会每市斤与村民返五文银子。

水源村上下五百多亩旱田，共计丰产了二十七万八千三百斤红薯在入冬前销售一空。

顾深刨除了所有分送给村民的红利，自己共计得银三万八千多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