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枯瘦如柴、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的手，颤抖着翻开第一页。塑料插袋里，贴着一张小小的、已经泛黄卷边的彩色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对着镜头腼腆地笑着，眼睛很亮，脸上还带着点未脱的稚气。照片右下角印着拍摄日期，是很多年前了。

“我儿子……李建军。”李国富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抚过照片上少年的脸，指腹的粗糙和照片的光滑形成刺眼的对比。他的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走的时候……刚满十六岁零三个月。”

他翻过一页，开始指着病历上那些龙飞凤舞、如今已褪成淡蓝色的医生字迹和冰冷的化验单数据：“一开始，就是咳嗽。没日没夜地咳，吃了好多药，打了好多针，就是不见好。后来……就开始咳血丝。痰里头，一坨一坨的暗红色。”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是在喃喃自语，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充满药味和绝望气息的日夜。

“我带他跑了好几家医院，县里的，市里的。抽血，拍片子，做骨穿……最后，二院的医生说，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说治不好，只能拖时间。”他说出那个拗口的医学名词时，嘴唇哆嗦着，“住院，化疗，输血……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借遍了亲戚。孩子受罪啊，头发掉光了，瘦得……皮包骨头，摸上去硌手。最后那段时间，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我……”

李国富的声音彻底哽住，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片干涸的、深不见底的痛苦。他用力吸了吸鼻子，合上了病历本，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儿子最后一点温热的骨血。

工棚里死一般寂静，只有外面呼啸的风声。应急灯惨白的光照着他佝偻的背影，在斑驳的墙上投下一个巨大而颤抖的阴影。

过了很久，他才再次开口，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后怕，眼神飘忽地扫视着门口和黑暗的角落：

“我们村……上马村，那几年，像我家建军这样走的，太多了。咳嗽，咳血，没力气，查出来都是差不多的怪病。老的，少的，壮的……一个个倒下。起初大家还以为是时气不好，后来……后来河水越来越黑，味道越来越冲，井水打上来都是黄的……心里就有点明白了。”

他咽了口唾沫，喉结剧烈滚动：“有人去乡里、县里告过。没用。化工厂的烟囱照冒，水管子照排。后来……去告状的人家里，不是莫名其妙被人砸了玻璃，就是家里人在外头挨了打。再后来，村里就说要搬迁了，给补偿，让签字。不签？不签就什么都捞不着，地也没了，水也不能喝了，还整天担惊受怕……能怎么办？”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陈冰和陈璐，那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后的麻木：“我们平头老百姓，拿什么跟人家斗？儿子没了，家破了，能保住自己一条老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那些事……没人敢再提了。提了，要倒霉的。”

他顿了顿，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最后几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但心里头……憋得慌啊。夜里睡不着，一闭眼，就是我儿子那张脸……还有村里那些老少爷们，躺在那儿等死的样儿……这口气，咽不下去，死都咽不下去。”

他说完了。佝偻着背，抱着那本病历，像一尊凝固在惨白灯光下的苦难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