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高洋。”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