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走过来，三人碰杯。李卫国也加入，四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1997年，才过了两个月。”肖向东看着他们，“但我们好像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是啊，芯片突破、金融预警、伟人逝世、战略调整、疫苗获奖……每一件都是大事，密集地压在这个春天。

林美娟忽然说：“你们记得1978年，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那晚吗？在北大荒，围着油灯，七个人发誓要改变命运。”

当然记得。

“现在想想，”她微笑，“我们改变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运。”

宴席进行到一半时，礼堂的门被推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进来——老谢头。

老人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个布袋子。从黑龙江到北京，他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火车。

所有人都站起来。肖向东迎上去：“谢师傅，您怎么来了？”

“看电视，知道你们得奖了。”老谢头说话还是那样直接，“想着，得来看看。”

他从布袋子里掏出七个布包，一一分给在场的七个人——当年北大荒学习小组的成员，除了已故的，都在这里了。

肖向东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枚螺丝——八级技工才能车出的那种高精度螺丝，表面光滑如镜。

“这是我用上海三厂那台老机床车的。”老谢头说，“那机器修好了，我试了试，精度还行。这螺丝，你们留着。”

他环视众人，浑浊的眼睛里有光：“1976年，我偷偷教你们技术，是觉得这国家不能没有懂技术的人。现在，你们做的这些事——芯片、疫苗、金融……我老了，不懂。但我知道，这国家需要这些。”

老人举起酒杯，手有些抖：“这杯酒，敬邓小平。没有他，你们可能还在北大荒刨地，我可能还在车间里藏着技术不敢教。”

所有人都举起酒杯。

老谢头一饮而尽，然后说：“还有一句——他走了，路还得走下去。你们得接着走。”

说完，他摆摆手，转身离开。背影佝偻，但脚步坚定。

宴会结束后，肖向东和林美娟最后离开。走在清冷的街道上，两人都没说话。

许久，林美娟轻声问：“改革会继续吗？”

“会。”肖向东握紧她的手，“因为像老谢头这样的人还在，像我们这样的人还在，像实验室里那些年轻人还在。火种传下来了，就灭不了。”

远处，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彻夜不熄。1997年的春天，在悲痛与希望交织中，正缓缓展开。

而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