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过，在第五号简报，第2页。”秦文渊翻出档案，“原话是‘国际对冲基金可能成为危机触发器’。”

“把这句话加粗，放在下周简报的首页。”

那天下午，肖向东做了个决定：让陈思北来一趟老洋房。

陈思北从张江工地赶来，满身尘土。听完情况，他困惑：“我是搞芯片的，金融我不懂。”

“但芯片要卖给谁，你懂。”肖向东调出投影，“如果东南亚经济崩了，我们规划中的低端芯片市场就没了。如果全球需求萎缩，8英寸线的投资回报周期要拉长。”

他顿了顿：“陈思北，我们要重新评估芯片战略。两条腿走路没错，但可能要调整顺序——自主研发不能停，但引进线的节奏要放缓。”

陈思北沉默了很久。他理解逻辑，但情感上难以接受——8英寸线是他亲自谈判、亲自设计的，眼看设备就要运抵上海。

“如果危机不来呢？”他问，“如果只是虚惊一场，我们放慢节奏，就错过了时间窗口。”

“如果危机来了，而我们没做准备，死的不仅是时间窗口，是整个项目。”肖向东声音很沉，“陈思北，做芯片和做预警是一样的——都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最终决定：8英寸线设备进口暂缓，已到港设备封存待用；自主研发投入增加10%；市场开拓重心转向国内和欧美。

痛苦的调整。但没人反对。

调整的不只是芯片业务。

9月底，肖向东飞往香港。这次不是开会，是坐镇。

香港分公司办公室里，他召集了全部八名员工——都是这两年招聘的本地金融人才。投影幕布上显示着恒生指数K线图，和一行刺眼的数据：1996年1-9月，流入香港的热钱同比增长320%。

小主，

“查清楚这些钱的来源和去向。”肖向东布置任务，“特别是通过离岸账户进入的、短期进出的资金。”

一位年轻分析师举手：“肖总，这涉及到客户隐私，银行不会配合。”

“不用银行。”肖向东调出另一张图，“通过公开数据交叉验证：房地产交易记录、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动、离岸公司注册信息。我要知道，是谁在赌香港回归会出问题。”

任务分下去。连续两周，团队每天工作到凌晨。香港的夜晚永远灯火辉煌，但办公室里的灯光，照亮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0月8日，初步报告出来：

过去半年，至少有120亿美元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流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