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报告初稿完成。标题最终定为：《亚洲金融风险与中国应对——基于泰国泡沫的预警分析》。四万字，附三十张图表，十页数据附录。

打印出来那天，所有人围着那叠纸，像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送吗？”李卫国问。

“送。”肖向东说，“但怎么送，有讲究。”

报告送达，是一门艺术。

秦文渊走官方渠道：通过老同事，送到国务院研究室的案头。信封上注明“原XX部秦文渊 呈”。

刘易之走学术渠道：在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做闭门报告，听众里有几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学生。

周明华走企业渠道：在工商联的座谈会上分发精简版，引起几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的关注。

但最重要的那条渠道，肖向东亲自走。

5月15日，他带着报告飞往北京。不是去部委，而是去海淀区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程老的家。

程老看完摘要，沉默良久。

“你们胆子不小。”他说，“央行刚开过会，认为东南亚问题是‘局部调整’。”

“程老，数据不会说谎。”肖向东打开附录，“泰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值已经达到1.5，国际收支赤字占GDP8%。这是典型的危机前兆。”

“我知道。”程老叹气，“但现在是1996年，不是1988年。上面希望稳定，不希望听到危机言论。”

“可危机不会因为不听就不来。”

程老看着肖向东，眼神复杂：“你让我想起一个人——1984年，有位年轻学者写报告，说‘价格双轨制会导致腐败和资源错配’。报告送上去，他被批评‘唱衰改革’。后来呢？他说对了，但代价是坐了十年冷板凳。”

“我不怕坐冷板凳。”肖向东说，“但我怕危机真来了，我们什么都没做。”

程老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窗外传来鸽哨声，悠长。

“报告留下。”他终于说，“我有个学生，在吴仪同志办公室工作。我让他‘不小心’放在领导能看见的地方。但——”他转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石沉大海。”

“只要放上去了，就有一线可能。”

离开程老家时，天色已暗。肖向东走在胡同里，想起1992年南方谈话后，那种万物复苏的气氛。四年过去了，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话，越来越难说。

但难说，也要说。

报告送上去了。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五月底，李卫国接到一个电话——央行研究局一个处长，秦文渊的老部下，约他“聊聊”。

见面地点在央行大楼附近的一家茶馆。处长姓赵，四十出头，很客气，但话里有话。

“报告我们看了，很扎实。”赵处长斟茶，“但有些结论……是不是太悲观了？”

“赵处长，我们所有数据都来自公开来源，计算过程可以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