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最后一个字，窗外已泛起鱼肚白。深圳的清晨来得早，清洁工扫街的声音由远及近。

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一夜未眠，眼睛酸涩，但精神异常清醒。他看着这座苏醒的城市——早班的公交车开始运行，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涌上街道，远处工地的打桩机又开始轰鸣。

这是一个崭新的早晨，也是一个崭新时代的黎明。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的号码。

“卫国吗？我向东。看新闻了吗？”

电话那头，李卫国的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看了。部里今天一早就开会了，气氛……不一样了。”

“帮我个忙。我写了一份报告，今天特快专递寄给你。你转交给吴主任，最好能直接送到体改委领导的桌上。”

“什么内容？”

“关于通信产业化的建议。时机到了，卫国。这次真的到了。”

挂掉电话，肖向东又拨了北京的另一个号码。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是林美娟困倦的声音。

“喂？”

“美娟，吵醒你了。”

“向东？你在哪儿？怎么这么早……”

“在深圳。美娟，你听我说——”肖向东深吸一口气，“时代要变了。真的，要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因为南方谈话？”

“对。不只是政策要变，是整个思路要变。‘不搞争论’——这意味着，只要对发展有利，就可以试，可以闯。”肖向东声音有些激动，“你的疫苗项目，我的通信项目，都可能迎来转机。”

小主，

林美娟的声音清醒了：“我昨天也听了新闻。疾控中心今天要组织学习。”

“好好干。”肖向东说，“你的工作比我更有意义。一支疫苗救的人，比一千部电话都多。”

“别说傻话。我们都在做该做的事。”林美娟顿了顿，“你什么时候回北京？”

“过几天。还有些事要和思北商量。”

“注意身体。别熬夜。”

“知道了。”

放下电话，肖向东站在窗前，看着太阳从楼群间升起。金色的光芒洒满城市，每一扇窗户都在发光。

他想起1986年最困难的时候，陈思北问过他：“咱们这么拼命，值得吗？”

那时他回答：“值得。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一件应该有人去做的事。”

现在，六年过去了。他们熬过了调查，熬过了非议，熬过了漫长的等待。而今天，春雷终于响起。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陈思北来了。他推开门，眼睛红肿，但神采奕奕。

“写完了？”

“写完了。”

“我昨晚也没睡。”陈思北说，“把技术文档全部更新了一遍。还画了试验网的拓扑图。”

“给我看看。”

两人在晨光中摊开图纸，头碰头地讨论起来。铅笔在纸上勾画，数字在稿纸上计算，未来在言语间逐渐清晰。

窗外，深圳的早晨正全面展开。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声、小贩的叫卖声、工地的机械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蓬勃的交响曲。

这是1992年的春天。冰冻的河流开始解冻，沉睡的土地开始苏醒。一个声音响彻神州大地，如惊蛰的雷，唤醒了一切蛰伏的生机。

肖向东知道，属于他们的时代，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