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今天工商又来查了，这次说我们‘消防设施不合格’，要停产整改。但我问了隔壁几家港资厂，他们消防设施还不如我们，根本没人查！”

“郑卫国打过招呼了。”肖向东把下午听到的情况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明白了。这是敲山震虎。你在北京进了中心，他们动不了你，就来动我。”

“对不起，卫国，连累你了。”

“说什么呢！”李卫国突然笑了，“咱们从北大荒一路走过来，什么风浪没见过？整改就整改，正好趁机升级设备。你那边更重要——进了中心，就要用好这个平台。我们在下面受的憋屈，你在上面帮我们说出去。”

这话让肖向东鼻子一酸。是啊，平台。他获得这个平台，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所有战友托举的结果。李卫国在深圳办厂受阻，林美娟在科研领域受压，陈思北在技术攻关中遇卡，方文敏在政策研究里碰壁——他们每个人的困境，都应该在这个平台上被看见，被讨论，被解决。

“我会的。”肖向东郑重地说。

挂掉电话，他坐到桌前，开始整理副主任要的那份三页材料。关于外汇留成比例的建议，他要写得更有说服力。不仅用深圳的案例，还要找上海、广州、天津的数据；不仅要讲企业困难，还要算国家大账——提高留成比例短期内可能减少国家外汇集中，但长期会刺激更多出口，创造更多外汇。

写着写着，夜已深。窗外清华园一片寂静，只有风声。

肖向东停下笔，翻开那本蓝色封皮的聘书。在昏暗的台灯下，烫金的国徽图案泛着微光。

四天前，他拿到这个聘书时，觉得是认可，是荣誉。

今天，他明白了，这是责任，是武器，也是靶子。

从今往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推敲；他提的每一个建议，都要担得起后果；他走的每一步，都要对得起那些在下面奋斗的战友。

平台很高，但也很窄。囚笼无形，但确实存在。

但他必须站在这个平台上，发出声音。

因为下面有太多人，声音传不上来。

因为他经历过那些困境，知道改革的痛点在哪里。

因为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参与塑造国家的未来。

哪怕这个平台也是囚笼。

哪怕发声可能引来更多打压。

哪怕前路依然布满荆棘。

肖向东合上聘书，继续写材料。

窗外的风声更紧了。

1986年的冬天，才刚刚开始。

而改革的路，还在风雪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