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北一拳砸在实验桌上：“这不就是卡脖子吗？我们自己研发，就是因为不想被卡脖子。结果连研发设备都要被卡？”

“也许……”肖向东突然有个想法，“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申请进口，走正规程序；另一方面，自己尝试制造替代设备。”

“自己制造？”陈思北和方文敏都看向他。

“编码器的核心是光栅尺和读数头，动态分析仪的核心是高速数据采集和处理。”肖向东快速思考，“这些技术我们不一定完全做不了。清华有光学仪器专业，有电子工程系，我们可以组织跨系协作，先做出简易版的测试设备。虽然精度可能差一些，但至少能开展工作。”

“时间呢？”方文敏问。

“同步进行。”肖向东已经有了方案，“进口申请你负责，走正式渠道，能批最好，不批我们也尽力了。自制设备我和思北牵头，联合相关院系师生，就当是‘教学实践’和‘科研探索’。”

陈思北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好。就算最后进口设备批不下来，我们也不至于完全停工。而且自制的过程中，还能培养一批懂技术的学生。”

方文敏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我同意。但还有个问题——人员。攻关团队需要哪些专业背景？怎么组织？”

三人开始详细规划。伺服系统攻关需要五个方向：电机设计与制造、电力电子变换、控制算法、传感器技术、系统集成。对应的，需要从清华电机系、自动化系、精仪系、电子系抽调教师和学生，还要联系上海交大在电机控制方面的力量，以及一机部机床研究所的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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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有一个人。”肖向东说，“需要懂生产工艺、懂质量控制、懂成本控制的人。实验室做出一台样机容易，但要实现量产，完全是另一回事。”

陈思北想了想：“我在江南厂认识一个老工程师，姓吴，八级钳工出身，后来学设计，搞了一辈子机床。去年退休了，但身体还好。如果能把他请来……”

“立刻联系。”肖向东说，“我们需要这种‘大国工匠’。”

计划初定，已是深夜。方文敏先离开，她明天要去科委汇报方案。实验室里又只剩下肖向东和陈思北，还有三台沉默的机床。

“思北，”肖向东突然问，“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能改变多少？”

陈思北正在整理工具，闻言停下来。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清华园的夜色，许久才说：“我不知道能改变多少。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做，就一点都不会改变。”

他转过身，眼神在灯光下异常坚定：“1976年在地窖里，我们三个说要做点什么。现在李卫国在深圳搞特区，你在北京搞改革，我在上海搞技术。我们都在自己的战场上战斗。也许我们看不到最终的结果，但至少——”他指着那些机床，“我们给后面的人铺了路。”

肖向东想起穿越前的中国，那些在数控机床、伺服系统领域奋斗的工程师们，那些终于让中国机床走向世界的人们。他们可能不会知道，在1985年的这个春天，有两个从北大荒走出来的年轻人，在清华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开始了最初的探索。

但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每一代人完成自己的使命，把火炬传给下一代。而他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在封锁中突围，在落后中追赶，在争议中前行。

“开工吧。”肖向东说，“天亮前，我们把电机设计方案理出来。”

灯光又亮了一夜。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郑卫国正在审阅一份进口设备申请单。申请单位：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设备名称：高精度光学编码器；用途：数控机床伺服系统研究；申请人签字：肖向东。

他拿起红笔，在审批意见栏悬停良久，最终写下：“暂缓。请补充详细技术论证及国产替代方案研究。”

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