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虽然生物实验我不是很懂，但工程学里的‘系统补偿’思想应该是相通的。”肖向东在图上标注，“你看，这里是输入条件，这里是目标输出，中间是加工环节。如果加工环节的某个设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在上游增加预处理，在下游增加后处理，形成一个更强的系统来达成目标。”

他们就这样蹲在土坡上，讨论了整整一个小时。林美娟画出了细胞培养的完整流程，肖向东标注出每个环节的“薄弱点”和“可改进空间”。一个医学生和一个工科生的思维碰撞，在1979年深圳的荒地上，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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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林美娟最后说，“就算方法上能改进，我们也需要一些基础的分析仪器——比如蛋白电泳仪、紫外分光光度计。这些国内能生产，但精度不够。而进口仪器……”她苦笑，“比离心机还难。”

肖向东想起被海关扣留的Apple II。同样的困境，在不同的领域重复上演。

“美娟，”他突然问，“你们的项目，最高保密级别到什么程度？”

林美娟沉默了几秒：“部级直接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一批特殊人群的健康保障。”

特殊人群？肖向东脑中闪过几个可能：矿工？战士？还是……他不敢深想。

“如果我告诉你，我有办法接触到香港的科研设备经销商，但需要‘国家急需’的理由才能申请外汇和批文，你能提供什么？”

林美娟站起身，拍了拍白大褂上的土。“跟我来。”

她带着肖向东走进华侨城筹建处的板房区，在最深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挂着一块“军事医学研究协作点”的牌子。房间很简单：两张桌子，几个文件柜，墙角堆着一些玻璃器皿和化学试剂。但墙上挂着一幅图表，让肖向东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幅手绘的“国内外生物制剂研究进展对比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技术指标。欧美日本的曲线一路向上，而中国的曲线在1970年之后几乎停滞，直到1978年才重新开始爬升——但起点已经落后了至少十年。

“这张图不能拍照，不能抄录，只能看。”林美娟站在图前，“春蕾项目，就是要在这条差距巨大的赛道上，追上第一梯队。我们追的不只是技术，还有时间——因为每耽误一年，可能就意味着一些人等不到新药。”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肖向东听出了其中的灼热。那是科学家面对难题时的执着，也是医生面对生命时的紧迫。

“我明白了。”他说，“给我一周时间。我想办法拿到一份‘微型计算机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应用前景’的报告，把你们的设备需求整合进去。如果上面问起，就说这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研支撑条件’。”

“风险呢？”

“风险一直都有。”肖向东看着墙上的差距图，“但美娟，你看这条曲线——中国科研的停滞期，正好是闭门造车的十年。现在门开了，如果我们因为怕风险而不去拿门外的东西，那这条曲线永远追不上。”

林美娟看着他，许久，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淡黄色的粉末。

“这是什么？”

“春蕾项目的中间产物——从人脐带血中初步提取的活性因子。”她把瓶子放在肖向东手心，“离心纯度只有30%，离临床要求的99.9%差很远。但这是我们的起点。”

玻璃瓶微凉。肖向东握紧它，仿佛握着一代科研人的心血。

“我会让它变得有用。”他承诺。

那天傍晚，他们并肩走出华侨城。夕阳把荒地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香港的灯光开始星星点点亮起。分别时，林美娟突然说：“向东，我在想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