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舆论的发酵往往不依赖于严密的逻辑。哈蒙德教授描绘的“认知歧视”图景，因其戏剧性和冲击力，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和放大，给“认知护照”的品牌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较为保守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开始公开建议患者“谨慎使用”此类产品。

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乎在辩论会结束的同一时间，欧盟的一个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宣布，将对“认知护照”的数据收集、使用和跨境传输流程启动正式调查，理由是“可能涉及高度敏感的脑电生物识别数据”，需要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极其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这无疑是一记重拳。如果调查结果不利，不仅意味着“认知护照”可能被逐出欧盟这个重要市场，更会对其全球信誉造成毁灭性打击。

压力如同实质般笼罩下来。

沈瓷立刻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危机应对。他亲自飞赴布鲁塞尔，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展示其数据安全体系和隐私保护措施。同时，他要求凌景宿团队，准备一份面向监管机构和公众的、极其详尽的“白皮书”，不仅要说明技术的科学基础，更要清晰阐述其数据伦理原则和具体的保护方案。

凌景宿放下了手头大部分研究工作，带领团队投入了这份白皮书的撰写。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思考并书面化他的技术所涉及的社会伦理维度。他坚持在白皮书中明确列出技术的所有已知局限性，强调“认知健康指数”的参考性质，并详细说明了用户对自己数据的各项权利和控制选项。

“科学的信誉建立在坦诚之上。”他对团队说，“我们不能回避问题，我们必须直面它，并给出最负责任的解答。”

就在沈瓷在欧洲周旋，凌景宿埋头撰写白皮书时，王秘书监测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之前做空失败的几家对冲基金，再次悄然加大了空头头寸，并且开始有组织地在财经媒体和网络平台散布关于“认知护照面临全球监管围剿”、“用户数据泄露风险极高”的恐慌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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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秃鹫，再次嗅到了血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