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祁同伟已经坐在省长办公室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晨曦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他面前摊开着三份文件：一份是林城市政府报送的《汉东实业搬迁安置协议》草案；一份是省纪委转来的关于京州光明区副区长丁义珍问题线索的初步核查报告；还有一份，是公安厅赵天海签报的《关于加强全省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整治的请示》。

周志远轻手轻脚地进来，将新泡的龙井放在桌角：“省长，今天上午九点，沙书记约您谈工作。十点半，高育良副书记来访。下午两点半，省政府常务会议。四点半，李达康书记约了汇报京州老城改造方案。”

“知道了。”祁同伟头也没抬，目光仍停留在丁义珍的那份报告上。报告显示，丁义珍涉嫌在光明区旧城改造项目中收受开发商贿赂，并利用职权违规为特定企业审批土地、减免配套费。举报人提供了部分票据复印件和银行转账记录，但关键证据尚不完整。

“纪委那边什么意见？”祁同伟问。

“丁义珍是市管干部，按程序应该先由京州市纪委核查。但举报材料直接寄到了省纪委，涉及金额较大，省纪委可以提级督办或联合调查。”周志远回答得谨慎。

祁同伟合上报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温热，清香微苦。他明白高育良送这份材料的用意——既是示好，也是考验。看他敢不敢动李达康的人，有没有能力动。

八点五十分，祁同伟提前十分钟来到沙瑞金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秘书示意他稍等，沙书记正在接一个重要电话。透过虚掩的门缝，能隐约听到沙瑞金严肃的声音：“……原则就是原则，没有例外。汉东的政治生态必须净化，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待……”

几分钟后，秘书请祁同伟进去。

沙瑞金的办公室比祁同伟的更加简朴，除了必要的办公家具和满墙的书架，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他正站在窗前活动肩颈，见祁同伟进来，指了指沙发：“坐。腰有点不舒服，站会儿。”

“书记要注意身体。”祁同伟在沙发坐下，腰背挺直。

“老了，不比你们年轻人。”沙瑞金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后坐下，开门见山，“同伟，林城的事处理得不错，干脆利落。赵瑞龙给我打电话告状，被我顶回去了。”

“给书记添麻烦了。”

“麻烦？”沙瑞金笑了，笑容里有种久经沙场的锐利，“当书记、省长，怕麻烦就别干。我今天找你来，是要谈更重要的事——汉东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厚厚的规划草案：“这是我让政研室草拟的《汉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初稿。核心就两点：一是转型升级，二是从严治党。”

祁同伟接过草案，快速翻阅。规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尤其在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有不少创新提法。但在从严治党部分，措辞极为严厉，明确提出要“彻底肃清赵立春时期的不良影响”，“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书记，这个提法……”祁同伟抬起眼。

“重了？狠了？”沙瑞金直视他，“同伟，你我都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应该清楚汉东的问题出在哪里。不是缺资金，不是缺项目，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一些干部不思进取，只想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些商人不想着正经经营，总琢磨着走门路、拉关系；还有一些所谓的‘政治家族’，把手伸得太长了！”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汉东省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京州、吕州、林城几个地方：“这些地方，表面上发展得不错，但背后有多少暗箱操作？多少利益输送？不把这些脓疮挤掉，汉东的发展就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

祁同伟沉默着。沙瑞金的决心比他预想的更大，步伐也更快。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意味着风险更高，反弹会更强烈。

“书记，我完全赞同您的判断和决心。”祁同伟斟酌着措辞，“但在具体推进中，是否可以考虑分步骤、有重点？比如先从群众反映强烈、证据相对确凿的个案入手，形成震慑，再逐步深入？”

沙瑞金转过身，目光如炬：“你指的是丁义珍？”

祁同伟心中一凛，沙瑞金的消息果然灵通。

“是。省纪委收到了关于他的举报，材料我看过，问题比较典型，也容易突破。”

“丁义珍是李达康提拔的人。”沙瑞金走回座位，手指敲击桌面，“动他，李达康会怎么想？怎么做？”

“达康同志是讲原则的。”祁同伟说，“而且，如果问题属实，我们不动，将来被别人捅出来，会更被动。不如主动查清，该处理的处理，该澄清的澄清，既维护了纪律，也保护了干部——当然，是指清白的干部。”

沙瑞金盯着祁同伟看了几秒，突然笑了：“同伟，你很成熟。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好，丁义珍的事，你看着办。但要把握好两点：第一，证据必须确凿，办成铁案；第二，注意方式方法，既要查清问题，也要维护京州工作大局。”

小主，

“我明白。”

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九点五十分，祁同伟回到自己办公室时，高育良已经到了，正坐在会客区沙发上翻看当天的《汉东日报》。

“老师，您怎么提前来了？”祁同伟快步上前。

“正好在省委开会，散得早，就过来等等。”高育良放下报纸，笑容温和，“怎么样，和沙书记谈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