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九军早已做好准备，在阵地前设置了多层铁丝网与地雷区，同时用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密集火力网。

日军的 “猪突” 进攻每次都以惨败告终，在 10 余天的时间里，又伤亡超过 4000 人，第 11 师团彻底被打残。

而第九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超过8000人，不少部队减员严重，但士兵们的斗志丝毫未减，依旧坚守在阵地上。

此后，日军因损失过大，加上第十九路军得到第九军的武器支援后加大了反击力度，同时中央军的增援逐渐增加，且日军海军和空军无法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32 年 4 月中旬后的淞沪战场，硝烟虽未完全消散，却已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平静。

日军第 11 师团在浏河血战中被第九军打残，伤亡近 1.8 万人，剩余兵力不足万人，且失去了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

海军第三舰队此前被五丈涂机场的空军重创，“加贺” 号航母受损、“大井” 号与 “夕张” 号被击沉；空军更是损失惨重，大量战机被击毁，飞行员伤亡过大，连2个飞行大尉队长都“玉碎”，无力再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掩护。

而中国军队这边，第十九路军在得到第九军的武器支援后，已发起局部反击，收复了闸北、江湾的部分阵地；第九军虽伤亡很大，但主力尚存，且依托嘉定补给点，物资供应逐渐恢复。

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际，国际联盟的介入打破了战局的平衡。

早在 “一?二八事变” 爆发后，国际联盟就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淞沪局势，英、法、美等国担心战事影响其在上海的租界利益，多次呼吁中日双方停火谈判。

但彼时日军凭借海空优势，妄图一举占领上海，对国际联盟的调解置若罔闻。

直到 4 月中旬，日军在浏河防线惨败，战局彻底逆转，国际联盟才再次抓住时机，由英、法、美三国驻华公使出面，向中日双方递交 “调停备忘录”，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开启和平谈判。

4 月 23 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在上海汇丰银行大楼主持召开首次调停会议。国民政府派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为代表，日军则由驻华公使重光葵出席。

会议一开始，重光葵就摆出强硬姿态，要求中国军队先撤出上海市区，再谈后续条件。

郭泰祺当即反驳：“日军率先挑起战事，侵占中国领土，如今却要求中国军队撤军，毫无道理！若要停火，日军必须先退回战前防线，拆除在上海周边的防御工事！”

双方各执一词，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妥协倾向逐渐占据上风。

蒋某人虽表面宣称 “坚持抗战”，但内心始终担心淞沪战事影响 “剿共” 大局 —— 当时革命组织已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蒋某人正筹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 “围剿”，不愿将过多兵力牵制在上海。

加上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长期抗战的物资储备难以支撑，不少官员也主张 “暂时停战，以图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