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高成的办公室。

王副那篇“忧国忧民”的发言，以及随后在内参上出现的那篇文章，如同两颗接连投下的石子，在他掌控的湖面上激起了涟漪。他比高晋更清楚，这绝非孤立事件。这是某种共识正在形成的征兆——一部分对激进改革不满的力量，开始借助经济数据和社会稳定这两张牌，进行有组织的反扑。

在一次小范围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当话题再次不可避免地转向龙港时，王副首相没有再直接发难，而是换了一种更策略性的说法。

“成副主席的决心，我们当然是坚决拥护的。龙港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遇到困难的，都值得我们深入总结。”他话锋一转，“不过，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以及保障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在一些改革试点地区，引入更科学的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比如，建立一套包括经济增长、就业、财政收入、企业活力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避免单一环保指标‘一票否决’。这既是对改革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

这番话听起来四平八稳，甚至充满了建设性，但其核心目的，依然是为松动C级企业清理政策打开缺口。用“综合评价”来稀释“环保刚性”，用“动态调整”来替代“限期关停”。

高成没有立刻反驳。他目光平静地扫过与会者，看到了几张面孔上流露出的赞同或思索的神情。王副首相的这一手，比之前的直接质疑更高明，也更具迷惑性。

“王副首相的建议，听起来很有道理。”高成缓缓开口，声音沉稳，“改革当然要讲科学，要综合评估。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评估的基准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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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墙面上悬挂的巨幅全国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几个重点生态脆弱区和污染敏感区。

“这里的土壤重金属超标倍数，这里的地下水污染扩散范围，这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连续十年的攀升曲线……这些，是不是应该纳入我们的‘综合评价体系’？我们淘汰C级企业，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环保指标，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环境风险的底线，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这个底线，能‘动态调整’吗？这个空间，能讨价还价吗？”

他回到座位，语气斩钉截铁：“龙港遇到的困难，是结构转型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解决这些困难，要靠加快发展新动能，完善社会保障托底，而不是走回头路，给落后产能续命。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降低标准的时候，而是应该思考，如何更快地培育像国家材料研究院张毅团队所攻关的那种新技术、新产业，如何为它们扫清障碍，创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