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清单第1页/共347页】
资产编号:A-001-2024
类型:不动产
描述:海滨独栋别墅,建筑面积820平方米,占地面积3.2亩,私人沙滩长度150米
查封日期:2024年6月7日
评估价值:1.2亿元
来源:赵永昌通过离岸公司“星辰生物”购入,资金链追溯至基因编辑技术专利费
备注:地下室改造为私人基因实验室,设备已拆除,但墙体残留放射性同位素痕迹
资产编号:A-002-2024
类型:艺术品
描述:当代艺术家林风眠《基因螺旋》系列油画(三幅),创作于2019年
查封日期:2024年6月8日
评估价值:2400万元
来源:赵永昌以“永昌慈善基金会”名义购得,实际用于洗钱
备注:画作使用含荧光基因编辑细菌的颜料,在紫外线下会显现隐藏的DNA序列图案
资产编号:A-003-2024
类型:金融产品
描述:开曼群岛注册的“未来生物科技信托基金”,份额价值约5.7亿元
查封日期:2024年6月9日
评估价值:需司法协助跨境追索
来源:赵永昌家族信托,受益人包括其子赵明远(27岁,常春藤联盟生物工程博士在读)
备注:基金投资组合中包含12家涉及基因编辑技术的初创公司,其中3家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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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把平板电脑放在会议桌上,手指划过屏幕上的资产清单。每划过一项,就发出轻微的“嗤”声——那是他安装了特殊贴膜的屏幕,为了防窥视,也为了在滑动时有一种翻阅纸质文件的触感。
“347页。”他说,“这只是第一阶段查封的资产。还有海外部分需要国际司法协助,预计至少还需要六个月。”
会议桌对面坐着七个人:两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两位会计师、一位国际法专家,还有彭洁——她是以“基因实验受害者代表”的身份受邀列席的。
“按照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条例》第38条,”最年轻的法官开口,声音干脆,“被告人赵永昌的非法所得应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但由于案件涉及……特殊伦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可以探索‘定向返还’模式。”
“定向返还是什么意思?”彭洁问。
检察官推了推眼镜:“就是把没收的资产,定向用于弥补本案受害者,或用于相关领域的公益事业。比如成立专项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基因疾病研究,或者……”
“或者成立科技伦理基金。”庄严接过话,“资助那些研究基因技术伦理、法律、社会影响的学者和项目。让这笔从基因罪恶中获得的钱,反过来约束基因技术的发展。”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理论上可行。”国际法专家说,“但实际操作会很复杂。比如那几幅画——用基因编辑细菌创作的画,算‘非法所得’吗?如果拍卖,会不会有生物安全隐患?再比如那个信托基金,受益人是赵永昌的儿子,他本人没有涉案,理论上享有部分权益。”
“他放弃了。”庄严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文件,“赵明远昨天通过律师发来了声明,自愿放弃对家族信托的所有权益,并要求将资金用于‘科技伦理教育’。条件是……允许他保留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基因研究——当然,是在严格监管下。”
彭洁皱眉:“他会这么轻易放弃几个亿?”
“他今年27岁。”庄严把文件推过去,“过去三个月,他收到了2472封邮件,413个电话,67封手写信。内容从‘科学家的儿子要为父亲赎罪’到‘基因恶魔的后代应该绝育’。他在学校的实验室被泼油漆,宿舍门口被放死老鼠。上周,他在常春藤的导师委婉建议他‘暂时休学’。”
他顿了顿。
“钱很重要,但正常活着更重要。赵明远选择用钱换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法官们交换了眼神。
“那么,具体方案呢?”年长的法官问。
庄严打开投影仪。
墙上出现一张复杂的流程图,标题是:《赵永昌资产处置与科技伦理基金设立方案》。
流程图的核心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标注:
顶点A:受害者补偿(30%)
——用于支付医疗费、康复费、心理咨询费
——设立终身健康监测基金
——资助受害者子女教育
顶点B:科研伦理建设(40%)
——设立全球科技伦理研究奖学金
——资助基因技术立法研究
——建立“基因技术历史警示馆”
顶点C:技术普惠(30%)
——资助罕见遗传病筛查与治疗
——研发低成本基因诊断设备
——支持基因编辑技术向治疗性应用转化
三角形的中心有一个小圆,标注:“监督委员会:受害者代表30%+学者30%+公众代表30%+政府观察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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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施舍。”庄严用激光笔指着三角形,“这是一个系统。钱从罪恶中来,到救赎中去。但救赎不是简单给钱,而是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让受害者、科学家、公众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共同决定这笔钱该怎么用。”
彭洁盯着那个三角形,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在基金成立前,先做一件事。”彭洁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的发光树,“让赵永昌亲自看着他的资产被处置。不是隔着监狱围墙,不是通过律师传话,而是亲眼看着那些他用别人的生命换来的东西,被拆解、被转化、被变成别的东西。”
检察官皱眉:“这不符合规定。赵永昌是重刑犯,还在等待二审——”
“那就申请特许。”彭洁转身,“如果科技伦理基金真的要成立,那么它的起点应该是……一场仪式。一场让加害者亲眼看见罪孽如何被转化的仪式。”
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发光树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站立,荧光收敛,只余普通树木的绿意。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棵树里存储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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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现场:资产编号A-001-2024】
海滨别墅的拍卖安排在周六下午三点。
但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拍卖。
法院在别墅前的沙滩上搭了一个临时平台,平台前摆了五十把白色塑料椅。椅子上坐的人很特别:十五位基因实验受害者或家属,十位生物伦理学者,八位媒体代表,五位政府官员,还有十二位通过公开抽签选出的普通市民。
没有职业拍卖师。
主持人是马国权——那位失明又复明的老人。他今天穿着简单的白衬衫,手里没有拍卖槌,只有一支盲杖。
“我看不见这座别墅。”马国权站在平台中央,面向大海的方向,“但我知道它值1.2亿。也知道这1.2亿里,有至少三千万,是从那些以为自己参与了‘先进疗法’的志愿者身上榨取的。”
他顿了顿。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卖’这栋房子。我们是来……转化它。”
第一轮出价开始。
但出价的不是钱。
“我出价‘一个肾脏’。”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举起手里的病历本,“我丈夫2008年参加基因实验,得了肾衰竭。现在每周透析三次。如果卖掉这别墅的钱,能建立一个肾病患者救助基金,那这个房子的一部分,就等于我丈夫的一个肾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