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生的共和国对各种“经济问题”异常敏感。如果真有人较真去查，哪怕最后查清了，李建国的大学生涯也可能就此断送。

这一点，院里所有人都明白。

闫富贵的手开始发抖，脸盆里的水晃了出来。

“大会上，我拿出了所有证据。”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工资证明、银行存折、各种票据……每一分钱的来路都清清楚楚。现在，轮到您了。”

他把信封递过去：“三大爷，您要是能拿出我贪墨的证据——哪怕一张纸条，一个证人的名字——我现在就跟您去派出所。如果没有……”

李建国顿了顿，声音陡然转厉：“那您就是诬告！是污蔑烈士子女！按照国家《惩治反革命条例》补充规定，污蔑革命家属、破坏社会团结，该当何罪，您这个老师应该比我清楚！”

“我没有诬告！我就是……就是听了些闲话……”闫富贵彻底慌了。

“闲话从哪听的？”李建国紧追不放，“谁说的？什么时候？在哪儿？三大爷，您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就当是您编造的——一个人民教师，编造谣言污蔑烈士子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话太重了。

重到闫富贵腿一软，差点栽倒。他慌忙扶住旁边的枣树，脸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衣服散了一地。

李建国看都没看那些衣服，目光始终锁定在闫富贵脸上：“三大爷，我给您两个选择。第一，您现在就说清楚谣言的源头，咱们去对质。第二，说不清楚，那我只能认为源头就是您本人。既然是您本人造谣……”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顿：“明天一早，我就去红星小学，找你们校长、找党支部，问问是不是国家教师就能随便污蔑烈士子女！我还要去教育局，问问这样的老师还配不配站在讲台上！”

“不要！”闫富贵失声叫道，声音都变了调。

小主，

教师这个身份，是他闫富贵在院里唯一的体面。一个月四十二块五的工资，虽然不算高，但稳定，受人尊敬。如果真闹到学校去，别说工作保不住，搞不好还要背处分、影响全家。

“建国！建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闫富贵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带着哭腔说，“是我糊涂！是我眼红你挣得多……我就是……就是看你又是上学又是工作，钱来得容易，心里不平衡……我没有证据，都是我瞎编的！”

终于说出来了。

院里一片哗然。

虽然大家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但亲耳听到闫富贵承认，还是让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李建国静静地看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的脸盆，递给闫富贵：“三大爷，您今年也快五十了吧？教了二十多年书，桃李满天下。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院里最有学问的就是您，让我多跟您学习。”

闫富贵接过脸盆，手抖得厉害。

“可您看看您做的这事。”李建国摇头，“我李建国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我妹妹做好早饭，六点半出门赶电车去学校。上午四节课，中午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下午没课就去图书馆，有课就上到四点。然后赶去丰泽园，切菜、炒菜、收拾厨房，干到晚上八点。再坐末班电车回家，检查我妹妹作业，自己看书到深夜。”

他一口气说完，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每个人心上：“我为什么要申请走读？因为岚韵才十二岁，一个人住四间房，她害怕。街道办王主任特批的，批条我现在还留着。我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我是我妹妹唯一的依靠，我不能倒，不能垮。”

“三大爷，您知道我一个月坐电车要花多少钱吗？月票三块五。知道我为什么总穿这件旧工装吗？因为布票要省下来给岚韵做衣服。知道我银行里那两千多块钱是怎么攒下来的吗？是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