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斟酌着用词：“我们都理解你对员工处境的担忧，以及对法案某些条款的异议。但关闭服务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

“这毕竟会波及很多无辜的民众和企业。而且这种方式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让局面更加复杂。”

他语气一转，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胡萝卜”：

“我和司法委员会、FBI的几位朋友沟通了一下。关于苏琪女士的情况，虽然调查还在进行，但我们可以推动一下，确保她能够尽快见到她的律师。当然，这需要一些程序和时间，但我们可以努力。”

他将“努力”两个字咬得稍微重了一些，暗示这是一种需要交换的“善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这几秒钟，让麦考利感到有些漫长。

他在等待，等待对方讨价还价，等待对方提出更多条件，哪怕只是象征性地表示需要“考虑”。

然而等来的，却是杨帆强硬的回应：

“我要的不是流程，麦考利参议员。我要的是人，活生生的、自由的、毫发无损的人。”

一句话，让麦考利的心沉了下去。让他意识到，杨帆不是好糊弄的人。

“杨先生，司法程序有它的独立性，FBI的调查也必须遵循法律。释放与否，需要证据和法庭裁决，不是某个人一句话就能决定的。”

“我们能做的，是在程序上提供便利，确保她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

听到这话，杨帆冷笑一声。

“把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会见律师的权利，包装成需要‘努力’才能获得的‘善意表示’，这就是华盛顿的诚意？”

麦考利脸色一变，语气不由得强硬了几分。

“杨先生，我希望你明白，你现在是在和美国政府对话。我们愿意沟通，是希望事态不要进一步升级。”

“关闭服务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它会伤害美国人民，也会伤害你自己公司的利益。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初衷。”

“那我就明说了。”杨帆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的初衷很简单。”

“6月22日，也就是明天，晚上十二点之前，我要看到苏琪回到她的公寓，洗个热水澡，睡个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