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星光的队伍,必然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他这番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反驳,赢得了在场多数人默许乃至赞许的目光。
胡风后来听说此事,拍案叫好:“答得妙!就是要戳破那些‘只许埋头拉车,不许抬头看路’的庸人逻辑!”
表面上看,贾玉振赢得了这场小小的辩论。
但夜深人静时,当他独坐阁楼,抚摸着小希望留下的那叠稚嫩画稿,想起那个在病榻上拒绝“虚假文章”换取生机、最终悄然逝去的孩子,心中便涌起无边无际的悲凉与刺痛。
他笔下描绘的光明未来越美好,与小希望那未能等到的、甚至未曾真正拥有过的温暖童年所形成的对比,就越是惨烈,越是如同无声的控诉,啃噬着他的灵魂。
这份深藏于理想主义之下的、源自具体生命消逝的惨痛伤痕,无人知晓,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由何等具体的牺牲铺就。
讲座的影响持续发酵,最终引起了真正“大人物”的注意。
一日,陶行之神色凝重又隐含激动地带来一个消息:“玉振,上面……有人注意到了你的讲座和文章。不是文化官员,是真正管实事、负责后方工业和战略规划的大员。
他们……想听听你关于‘战后重建’和‘国家现代化’更具体、更系统的想法,可能是一次非正式的咨询。”
贾玉振心中一凛。
这意味着,他的“未来”构想,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化启蒙和民众激励的层面,而是有可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决策视野,哪怕只是作为参考。
这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意味着他将被卷入更复杂、更微妙的漩涡。
数日后,在一间不起眼但防卫森严的会议室里,贾玉振面对几位年龄、气质各异,却都目光锐利、气息沉凝的官员。
其中主位者,是一位鬓角已白、不怒自威的老者,正是主管大后方工业和交通建设的实权人物。
没有寒暄,老者开门见山:“贾先生,你的《未来之书》老夫断续看了些。有意思。不只学生爱听,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也能从中看到些……不一样的思路。
今日请你来,不是听你演讲,是想听听,若抗战胜利,你认为,国家建设当从何处着手?最急迫者为何?最艰难者又为何?”
问题直接、宏大,且极具分量。
贾玉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没有重复讲座中的诗意描绘,而是结合自己一路见闻、与卢作孚等实业家的交流、以及在资源委员会的见闻,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思考。
他强调了交通与能源的“血脉”地位,谈及基础工业的“骨骼”作用,更着重论述了普及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唤醒民众参与意识的“灵魂”意义。
他将“未来”的宏伟蓝图,拆解成一步步可实施的路径,并坦诚指出了可能面临的资金、技术、人才乃至国际环境的重重困难。
他发言时,那位老者始终微阖双目,手指无意识地在扶手上轻敲,看不出喜怒。其他官员则时而记录,时而皱眉,时而微微颔首。
待贾玉振讲完,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寂。
老者缓缓睁开眼,目光如电,直视贾玉振:“贾先生,你描绘的前景,令人神往。
但你可知,要将这些纸上谈兵变为现实,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需要打破多少陈规陋习、既得利益?
需要多少像你一样,既有热血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人才?”
贾玉振坦然迎上目光:“晚辈深知其难。但正因其难,才需早做谋划,汇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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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必然巨大,但若因惧怕代价而不敢梦想、不敢前行,则民族永无复兴之日。
至于人才……我相信,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渴望建设新国家的英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他们需要的,或许正是一个清晰的目标,和一次真正的召唤。”
老者久久凝视着他,目光中的审视渐渐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慨。
最终,他轻轻叹了口气,对身旁的官员道:“记录下来。贾先生所言,虽有些书生之气,但这份心气、这份眼光,尤其将‘人’置于建设核心的见解……难得。”
他又看向贾玉振,语气缓和了些:“贾先生,你的‘未来学’,不妨多做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多与各方面专家交流。
国家……需要各种声音,也需要能够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思考者。”
这次会面,没有给予任何承诺,却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认可。
消息虽未公开,但圈内已有风闻。
贾玉振的声望,从文化界、青年群体,悄然渗透到了更具实权的技术官僚和部分开明官员的视野中。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然而,就在贾玉振为此感到鼓舞,准备进一步深化研究时,一次看似平常的“私人邀约”,却让他窥见了荣耀背后的冰冷暗流。
邀请来自那位曾在“潇湘馆”前邀约他品茗未果的张伯钧,张委员。
这次是以“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名义,邀请他参加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文化沙龙,主题是“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建国伟业”。
沙龙地点在一处幽静雅致、警卫森严的公馆。
与会者除了张伯钧等几位官员,还有几位在官方媒体上颇为活跃的“权威”文人。
气氛看似轻松,话题也围绕着文艺的社会功能展开。
起初,张伯钧等人对贾玉振的讲座影响力赞不绝口,称其“有效提振了民心士气”、“契合了领袖关于建设新国家的宏伟构想”。
但渐渐,话题开始转向“引导”和“规范”。
一位头发梳得油亮、言辞华丽的“权威”文人笑道:“贾先生讲座受欢迎,足见民众渴望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
不过,我们在描绘未来时,是否应当更突出……现有的成就和正确的领导?
比如,将未来的交通建设,与当前政府在艰难条件下维持西南交通线的努力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将未来的工业蓝图,更多地归功于战时工业内迁和当前的建设方针?
这样,理想才不至于虚浮,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引导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