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静书安静地听着。

在阿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个破碎的童年逐渐浮现——

七岁，父亲喝醉后把母亲打到住院，他在床底下躲了一夜。

十岁，父母离婚，谁都不想要他，最后法院判给父亲。

十四岁，父亲再婚后，他被赶出家门，开始打工。

十六岁，在餐馆刷盘子，被老板克扣工资，还诬陷他偷钱。

十八岁，攒钱买了大白——那时候它还是只小奶狗，软软的，会舔他的脸。

二十岁，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第一次打了大白。打完就后悔，抱着它哭。

二十二岁，打大白成了习惯。每次打完都恨不得剁了自己的手，但下次还是控制不住。

“我不是故意的……”阿哲红着眼睛，“我就是……就是控制不住。

看到它那样看着我，就像看到小时候的我……那个躲在床底下发抖的、没人要的我……”

江静书明白了。

这是一个伤痕的循环——被暴力伤害的孩子，长大后成了施暴者。不是因为坏，是因为他从未学过，痛苦该如何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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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江静书没有给阿哲任何建议。她只是说：“下周同一时间，如果你愿意，可以再带大白来。

还有……如果可以，请不要再打它了。它和你一样，会痛，会怕，也会难过。”

阿哲没说话，牵着大白走了。大白回头看了江静书一眼，那眼神让她整夜难眠。

接下来的一周，江静书做了三件事：

第一，她联系了专业的宠物行为治疗师，请教如何帮助有创伤的狗。

第二，她通过小雨妈妈（一位心理咨询师）的介绍，找到一位擅长处理童年创伤的心理医生。

第三，她每晚都给阿哲发一条简讯，内容很简短：

“大白今天吃饭了吗？”

“今天天气不错，可以带大白散散步。”

“记得，它只有你。”

起初阿哲不回。

第四天，他回了一张照片：一碗吃了一半的狗粮。第五天，两个字：“吃了。”第六天，一张大白趴在阳台晒太阳的背影。

第二次见面时，变化肉眼可见。

大白干净了些，毛发虽然还是乱，但明显梳理过。阿哲的黑眼圈还是很重，但眼里的戾气淡了些。

“它……这周没挨打。”阿哲别别扭扭地说，“我买了打火机，想打的时候，就点根烟。”

江静书没有表扬，只是点点头：“你和大白都做得很好。”

这次的治疗，江静书安排了两部分。前半段，她让阿哲和大白一起玩一个简单的游戏：她扔球，阿哲引导大白捡回来。

起初大白很害怕，不敢靠近阿哲。

但几次之后，它发现这次没有皮带和拳头，只有温和的声音和……零食。

“乖，大白真棒。”当大白第一次把球放在阿哲脚边时，阿哲下意识说出这句话。

然后他自己愣住了——他已经多久，没有用这种语气说过话了？

后半段，江静书请来了那位心理医生，林医生。

她没有直接介入，只是以“朋友”的身份坐在旁边喝茶，偶尔插一两句话。

阿哲起初很抗拒：“我没病！看什么心理医生！”

“不是看病。”江静书轻声说，“是学习。

学习如何不把父亲给你的痛苦，再传给大白——就像你一直希望，父亲当年能学会不把他的痛苦传给你一样。”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阿哲心里那扇锈死的门。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这个二十二岁的大男孩，

第一次对别人说起床底下的那个夜晚，说起被赶出家门时下了多大的雨，

说起在餐馆后巷哭到呕吐却没人问一句的十六岁生日。

他说的时候，大白安静地趴在他脚边，偶尔用鼻子碰碰他的脚踝——这是它表达关心的方式，尽管曾被无数次踢开。

“你看，”江静书轻声说，“它在安慰你。”

阿哲低头看着大白，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大白的鼻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