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案上堆满了账册、报表、清单。他们要整理的，是一份足以震撼朝野的“月港新政成绩单”。

“自正德三年六月至四年十一月，月港市舶司共征收各类商税、船钞计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两，除去地方开支及上缴京师，结余用于造船、练兵、学堂及民生工程，计二十五万两，所有款项来去分明，皆有账可查。”

王良指着汇总表格，向文贵汇报，声音平静却充满力量。

“剿灭陈国辉一役，缴获大小船只三十九艘，金银珠宝折银约十五万两，均已登记造册，部分充公，部分赏赐有功将士。”

“新建‘镇海’级战舰三艘，改造哨船二十艘，新建‘技工学堂’一所，培养通晓战船制造、火器运用、海图测绘之学员三十人，目前均已编入水师效力。”

“与佛郎机人安东尼奥合作，改良‘迅雷铳’铸造工艺，良品率提升两成；翻译、整理西洋几何、炮术图说十余篇，已融入学堂教材……”

一条条，一款款，全是硬邦邦的数据和事实。

王良甚至准备了对比数据：月港开海前，此地岁入不过数千两，海盗肆虐，民生凋敝。而如今，不过一年有余，已是天翻地覆。

文贵看着这份即将随他奏章呈送御前的条陈，心中笃定了许多。他亲自提笔，开始撰写奏章正文。

他没有过多辩解那些“奇技淫巧”、“其心叵测”的指责，而是以沉稳的笔调，详细阐述了开海通商对于充盈国库、安定海疆的战略意义；汇报了利用海税筹建新军、打造战舰、设立学堂的具体成果和未来规划；着重强调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初衷，以及技工学堂旨在培养大明自己的工匠、军官，根本目的在于“自强”。

“……臣非不知循规蹈矩之安稳，然念及东南百万生灵涂炭，国库岁入捉襟见肘，海疆不靖则国无宁日，故甘冒不韪，行此非常之策。今幸赖陛下天威，将士用命，初现成效。然树大招风，谤议随之。臣一片丹心，可昭日月，所行诸事，皆为国家长远之计，绝无半点私心。现有数据条陈附后，是非功过，伏乞陛下圣鉴。”

奏章写完，已是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