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明月姐!”晓晓笑了,笑容在灯光下格外灿烂。
走出音像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冻硬的路面上交错重叠。
晓晓重新坐上自行车后座。这次她没有抓车座边缘,而是手臂轻轻环住了我的腰。
“羽哥哥,”她的声音就在耳后,带着呼出的白气,“到时候……我们一人一盘。”
“嗯。”我迎着风说,“你一盘,我一盘。”
“晚上可以一起听。”她继续说,“用你的录音机,或者我的。我们可以……”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小了些:“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同时按播放键。”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两部电话,两个录音机,同一盘磁带,同一首歌,在1996年冬天的夜晚同时响起。
“好。”我说,“一起听。”
车轮拐进回家的巷子。路面不平,自行车颠簸了一下。晓晓的手收紧了些,然后没有松开。
她轻轻哼起歌来。还是《心太软》的旋律,但这次声音大了些,在冬夜的寒风里飘散——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哼到这句时,她忽然停住了。
“羽哥哥。”她轻声说。
“嗯?”
“我们……不会像歌词里那样吧?”
“哪样?”
“相处太难。”她说,“然后……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我沉默了几秒。自行车在巷子里慢慢前行,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规律而清晰。
“不会。”我终于说,“我们是……一起选文科的战友。要一起考郑大,要一起……”
要一起走很远的路。
后面这句我没说出来,但她似乎听懂了。因为她的手臂又收紧了些,脸贴在我背上,隔着厚厚的棉衣,能感觉到那份温暖的依偎。
到家门口时,我停下车子。
她跳下车,站在路灯下看我。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眼睛亮晶晶的,像是盛着今晚还没有出现的星星。
“明天见,羽哥哥。”她说。
“明天见。”我顿了顿,“晚上……电话对历史笔记?”
“嗯。”她点头,“八点,准时。”
她转身走进院子。木门打开又关上,二楼她房间的灯随即亮起——先是卧室,然后是书桌前的台灯。
我推车进自家院子时,母亲正在厨房炒菜。油锅的“滋滋”声混着葱姜的香气飘出来,带着家的暖意。
“去音像店了?”她探出头问。
“嗯。”我把车停好,“晓晓想买任贤齐的新专辑,月底到货。”
“《心太软》?”母亲笑了,“这歌现在可火了,买菜时听菜市场都在放。”
她擦擦手,走到厨房门口:“晓晓那孩子……挺长情的。喜欢什么,就一心一意地喜欢。”
我想起晓晓付定金时认真的表情,点点头:“嗯。”
“你们这样挺好。”母亲说,“互相扶持,一起努力。比那些整天就知道玩的,强很多。”
晚上八点,电话准时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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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起来,听筒里传来晓晓清亮的声音:“羽哥哥,我翻开历史笔记本了——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开始?”
“好。”我也翻开笔记本,“你先说,我补充。”
我们一条一条地对。她梳理时间脉络,我补充社会背景;她列举主要人物,我分析思想影响。电话线成了连接的桥梁,在冬夜里传递着两个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真。
对到“文学革命”部分时,她忽然停住:“等等,这里我有个疑问……”
“怎么?”
“胡适提倡白话文,但当时文言文是正统。他怎么敢……怎么有信心能改变几千年的传统?”
我想了想:“可能因为他看到了趋势。时代在变,思想在变,表达方式也必须变。”
“就像我们选文科?”她轻声问。
“也许。”我说,“传统观念里,理科才是‘正道’。但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她说:“羽哥哥,我觉得……我们选的不只是科目。”
“那是什么?”
“一种活法。”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用文字理解世界,用历史审视当下,用政治思考未来……这样的活法。”
我握着听筒,忽然说不出话。
窗外,1996年冬天的夜晚静默无声。但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在这个被台灯光晕笼罩的书桌前,两个十六岁的少年,正通过一根电话线,确认着彼此选择的道路。
那不只是文科理科的选择。
那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安放自我、如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