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休从容答道：“臣以为，当务之急，乃重新清查天下矿脉，核定产能，淘汰开采过度、资源枯竭或管理混乱之矿场。同时，加强对矿工的管理与体恤，严禁州县额外苛派。于矿产开采冶炼，制定统一标准，以提效率。所产矿品，除供中央所需外，余者由盐铁司统一调配或售卖，利润尽归国库。”

宣宗深以为然，当即下令：“准裴爱卿所奏。即日起，全国矿产山泽事务，仍由盐铁转运使统管。各州需积极配合，不得推诿。裴休，此事便交由你全权办理。”

“臣，遵旨！”裴休躬身领命，神色坚毅。

裴休雷厉风行，一上任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其首遣大批得力干员，分赴各地，重新勘察矿场，登记造册。对于那些管理混乱、产量低下、私弊丛生的矿场，坚决予以关闭。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管理尚可的矿场，则加以整顿，规范开采。

经过一番整顿，效果立竿见影。唐宣宗大力整顿后，官吏作风发生改变，成为唐朝后期吏风最好的时期。整顿措施包括增加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除铜冶二十七，铅山一。 裴休推行关停并转之策，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开采效率。同时，他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监管，确保了矿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到了宣宗大中年间，在裴休的精心治理下，全国的矿产量较文宗时期有了显着回升，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这一点从唐宣宗大中年间中央年收铜65万余斤的数据中得到了体现。据记载，当时“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这一数据反映了唐代金属矿产的丰富和冶炼业的发达，特别是在江西地区，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尤为兴盛，坑监数量众多，矿种分布广泛。 此数字，尤以铜、铁产量为甚，较元和初年大幅增长，为宣宗朝“大中之治”筑牢了坚实的物质根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裴休任职期间，既注重矿产开采，更重视其合理利用。他深知宪宗朝重视铜矿的深意，继续将铜矿开采和铜钱铸造放在优先地位。在唐朝政府的努力下，通过加大铜钱铸造量，有效缓解了长期存在的钱荒问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百姓手中的铜钱日益充裕，交易也更加便捷。一位老商贩一边数着刚赚的铜钱，一边感慨：“还是如今日子舒坦呐！前些年，有钱难买东西，要么钱太值钱、东西太贵。如今好了，铜钱充足，物价平稳。”

这市井间的质朴感慨，或许正是对宪宗以来，朝廷于矿产管理，尤对铜、银、铁等关键矿产资源调控重视所获成效的最佳注脚。

唐代矿政的发展，从韩洄提出“山泽之利，宜归王者”开始，经历了李巽、裴休等盐铁使的苦心经营，以及宪宗、宣宗等皇帝的政策支持。

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矿政不断调整，以开源与节流为权衡，促进了矿冶业的兴盛。如江西地区矿冶业的生产概况所示，朝廷的政策导向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于采矿业，使得铜矿等金属矿产得到重视和开发。

唐代的矿业管理制度相对开明，促进了矿冶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王朝的财政需求和经济稳定提供了支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在唐代，深山中的矿产资源，如金银铜铁锡等，不仅见证了人间的沧桑变幻，而且持续为帝国的工业血脉提供着支撑，其开采和冶炼技术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