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对于促进工商业发展、减轻百姓负担是有利的。然而，到了炀帝时期，为了弥补因大规模营建和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开始对盐铁等物资实行专卖，或加重征税。史载炀帝“征敛繁多，民不堪命”，虽未明确列出杂税名目，但“繁多”二字，已足以说明问题。

除了盐铁税，还有诸如酒税、商税等。虽然隋代对商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曾“弛山泽之禁”，鼓励贸易，但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对商人的征税也日益加重。炀帝时期，为了搜刮财富，甚至出现了“括富商大贾资产”的极端行为，对商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此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的摊派和勒索。地方官吏为了向上级进贡，或满足自己的贪欲，常常巧立名目，向百姓征收各种财物，如“献食”、“土贡”等，这些都构成了百姓额外的负担。

苏威曾向文帝进言，认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其背后正是看到了普通百姓在土地、租调、徭役等多重压力下的生存困境。然而，王谊一句“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便将此议搁置。

这不仅仅是苏威与王谊之间的政见之争，更是代表了两种利益集团的冲突——新兴的中央集权政府试图强化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以实现“富国强兵”；而旧有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则希望维护其既有的经济特权和政治地位。

隋文帝杨坚，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其政权的稳固离不开这些“历世勋贤”的支持。因此，他在改革与维稳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苏威的建议被搁置，意味着均田制在其推行之初，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无法真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土地占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增长，而土地资源有限，勋贵之家的土地兼并（无论是通过皇帝赏赐，还是通过其他合法或非法手段）日益加剧，普通百姓能够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狭乡”之处，永业、露田皆成泡影。但租调徭役却依然按照丁口征收，这就形成了“有田者无税，无田者有税”的怪现象。

到了隋炀帝时期，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将文帝时期积累的财富和民力挥霍无度。无休止的徭役征发，沉重的租调负担，再加上地方官吏的层层盘剥，使得均田制下本已脆弱的小农经济彻底崩溃。百姓或逃亡山林，或揭竿而起。“百姓疲劳，府藏空竭”，这便是隋末社会的真实写照。

曾经强盛一时的隋王朝，其经济制度的设计不可谓不精密，均田制、租调制、输籍定样、府兵制等，都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智慧。然而，再完美的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公正的执行，不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和阶级剥削，不能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最终都会走向反面。

大业七年，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首举义旗，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唱出了人民对无休止徭役和战争的愤怒与反抗。“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一时间，天下响应，群雄并起。

隋代的土地与赋徭制度，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王朝从强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它的成功经验，为后世所借鉴；而它的失败教训，则更值得深思。

均田制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租调徭役的沉重与民力的极限，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改革与保守的博弈，共同谱写了隋代经济史上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章。

当杨素在洛阳的豪宅中享受着“金钵装金，银钵装珠”的奢华生活时，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上，那些失去土地、背井离乡的农民，正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酝酿着一场埋葬这个盛大王朝的风暴。历史的车轮，在均田的风雨和赋徭的重压下，即将碾过隋帝国的废墟，驶向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