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知道，这张纸上很快就会写满字——也许是他写的，也许是别人写的，也许是子弹写的，也许是血写的。

他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

墙壁上什么都没有，洁白，光滑，冷冰冰的。他伸出手，摸了摸墙壁，指尖触到冰凉的石灰，粗糙的质感像砂纸。他缩回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

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

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像一锅煮沸的粥。

日本人的枪炮、张学良的电报、胡适的文章、共匪的根据地、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总理的“博爱”二字、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棺材——所有的画面搅在一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放映机，把胶片倒来倒去，永远停不下来。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民国十四年，他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有一天，周恩来——那时候还是他的政治部主任——来找他，谈了很久。

周恩来说：“校长，中国的未来，在于工农。只有依靠工农，才能救中国。”

他听了这话，笑了笑，说：“恩来，你的理想很好，但现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问题，不是靠工农就能解决的。”

周恩来看着他，目光很深，很亮，像两颗星星。

他没有再看周恩来的眼睛，低下头，翻着桌上的文件。

后来，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去了上海，去了南昌，去了井冈山，成了他的敌人。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的脑海里，周恩来的眼睛还在看着他——很深，很亮，像两颗星星。

他闭上眼睛，试图把那双眼睛赶走，但它们不肯走，就那么亮着，亮在黑暗里，亮在他的脑海里，亮在他的梦里。

小主，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麦田里，麦子金黄金黄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起伏。

远处有一座山，山上有一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朝那座山走去，走了很久，但山始终在远处，怎么也走不到。

他停下脚步，喘着粗气，低头看脚下——麦田变成了血田，金黄的麦穗变成了红色的血泊，血淹没他的脚踝，黏糊糊的，像糖浆。

他抬起头，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色的军装，戴着八角帽，胸前绣着一颗红星。那个人朝他笑了笑，伸出手，说：“校长，跟我走吧。”

他认出那是周恩来。他想伸出手，但手像被绑住了，动不了。他想说话，但喉咙像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周恩来看着他，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哀的、怜悯的表情，像一个医生看着一个无药可救的病人。

“校长，”周恩来说，“你不跟我们走，你会后悔的。”